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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孟宏前一部作品《醫生》我還沒看過,《停車》成了我接觸鍾孟宏的第一部電影。但他一直在拍廣告,說不定他的廣告已經看過很多只是不知道而已,就像去年楊力州暫停拍攝紀錄片去拍廣告,我也沒想到看到的洗髮精廣告是楊力州拍的(想知道哪一支的話,請看《征服北極》,正片上映前會有一支十分鐘的紀錄片《活著》,楊力州拍自己)。

對於廣告導演拍劇情長片,很多人都會拿這個當作各種藉口,拍不好是因為常拍廣告,拍得零碎是因為常拍廣告,拍得俐落也是因為常拍廣告,真是不管好壞亂七八糟都可以當作藉口。在台灣的影視環境,只有電視是最穩定的影像來源,所以要從事影像工作,不進入電視台拍片就是拍廣告,所以有許多來自廣告圈或電視圈的導演也無可厚非,誰有本事能夠只靠拍電影過活?在現代社會裡,一切都跟經濟有關係,無系統的浪漫行為和作法是前現代的產物,現代的作法是必須在經濟邏輯內行浪漫。所以為了求生存、為了保持自己能夠拍片的技術和能力,導演們都必須穿透各種能夠藉著影像維繫生活和理想的狀況。所以,拍廣告出身不該是用來預設兼評騭一位導演的標準,反而在台灣這樣的情況中,更應該判斷的是,同一位導演在處理不同媒體的影像時,他有沒有足夠的想像力來應付其所面對的狀況。

這樣說的原因是,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可能也不只是拍廣告片出身的導演獨有,而是一個影像導演,該知道他所面對的是怎樣的觀眾觀影狀況和放映景框大小,並時時將這個當作工作的第一指導原則。如果是一位多年處理劇場的導演來拍電影,得當心記住電影靠鏡頭,不像劇場將演員的再現能力和場面調度擺在第一位,如果仍舊在拍電影時將劇場的語言擺第一位,透過鏡頭就會太過用力、太過吵雜。對比一下這幾年好萊塢習慣將歌舞劇改編成電影版,就可以看出來編導對於舞台和鏡頭兩者差異的掌握。像《芝加哥》,我覺得導演可能衡量覺得舞台魅力太誘人,所以僅打算將其他成舞台化的表演,或者是他根本無力去將舞台語言演練成電影語言。拿來和《紅磨坊》參照,因為《紅磨坊》是原創電影,可以感覺到其發揮的電影鏡頭魅力,靈活地穿梭時空,而不是像《芝加哥》被舞台框限住。拍電視劇的導演來拍電影,所要面對的課題是,電影銀幕比電視螢幕大上許多,影像也大,即使設定的是按比例放大的景框,影像在放大之後如何還能夠具有同樣的「濃度」,不要讓其像摻水稀釋過多的豆漿,這是第一個課題。第二道題目,得時時記住觀眾是在電影院裡面看的,不是在家裡的電視機前,環境不同,觀眾的專注力不同,要使出的招數也就得不同。電影院是一個儀式空間,觀眾被限制座位、被限制行動,將一切會分心的元素降到最低,待在一個視覺只被容許看銀幕光影的地方,是特意被塑造出來的讓裡面的觀眾夠心無旁騖的場所,因此觀眾對影像的要求是比在家看電視、看電腦高出太多,如果畫面不夠豐富、訊息不夠多、層次不夠明顯,一下子就會被觀眾挑出來。

約莫十年前,《首映》雜誌還在台灣發行中文版期間,記得他們做了一個專題,討論美國廣告公司出身的電影導演,包括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麥可‧貝(Michael Bay),以及安東尼‧福奎(Antoine Fuqua,導演的作品有《替身殺手》(The Replacement Killers)、《震撼教育》(Training Day)、《獵日風暴》(Tears of the Sun)、《亞瑟王》(King Arthur)),以及後來拍了《驚天動地六十秒》(Gone in Sixty Seconds)、《劍魚》(Swordfish)的多明尼克‧西納(Dominic Sena),和史派克‧瓊斯(Spike Jonze,拍過《變腦》(Being John Malkovich)、《蘭花賊》(Adaptation))都是出自同一家廣告公司。這幾位導演的成績高低互見,但我對這個報導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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