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9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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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的人們,根本不會在意你愛上什麼人、跟誰發生性關係,只要對象是符合階級、群體的要求就好。所以這也為什麼不分中外古代都有很多同性情愛關係的故事,因為那一點都不是禁忌,階級、親屬人倫等等才是禁忌。況且,愛情也是近兩三百年才被「開發」出來的,即使各種神話、傳說都有浪漫的愛情故事,但對人類來講,婚姻主要是延續氏族、延續勞動力、延續家產用,愛情不重要。有本事的話,就是在安頓好家族之後自己去找愛情當作消遣,對象性別為何都可以,那是風花雪月,沒人會干涉,甚至很多人會覺得羨慕、覺得了不起。

被某些宗教標舉出來的,對於同性性行為的禁令,舉基督教和猶太教的例子,早有眾多學者爬梳還原歷史因素,那是為了區別異己的手段。我採取周華山《同志神學》裡面的說法,在「摩西五經」裡只有〈利未記〉提到兩次男人和男人的性行為不潔。那種「不潔」就和經文裡面同樣提到吃豬肉不潔、紋身不潔一樣,禁止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合一的猶太子民不要如此做,只為了順應當時的物質環境,也是因為猶太人周遭亞述地區的其他部族,有宗教祭司在儀式上進行性行為以求豐饒的傳統,猶太人為了區別異己,所以對於他族的信仰、風俗刻意禁止。

因為人類是兩性動物,生殖唯有透過性行為,因此性行為以及可見的男性精液變成為生殖的象徵。以其用來奉獻給神明,祈求來年土地豐饒物產豐收,便成為眾多行農耕的社會的宗教習俗。亞述文化如此,中國的儺文化、希臘的神話也都如此,現代人去許多原住民部落,陽具雕刻到處都看得見。猶太教在當時時空下,為了區別與其他部族的區別,彰顯了猶太宗教所沒有的男性和男性性行為的神聖儀式(只提男性與男性,並不是說所有的同性行為,更別說是「愛情」),結果流傳至今,變成不知其所以然而用來打壓異己的理由。而且是因為打壓對象少,才敢於挺身出來打壓。對於那條「不可崇拜偶像」的戒律,有人敢於媽祖繞境時喊出同樣分貝的排斥聲嗎?對付異己還是要衡量雙方實力的,柿子挑軟的捏,軟土深掘。

愛情漸漸變成個人身份的彰顯,其實沒有很久的歷史,要到了商業化、工業化引發農村人力流往都市,形成都市化之後,原本一目了然的階級被打破,人無法一眼就看到對方的階級象徵,原先的階級行動方針在都市裡也不再有用,個人的認同和定位才被提出來當作一回事,因此你愛誰、和誰發生關係,變成了重要的界定條件(參考《小說的興起》,Ian Watt's The Rise of the Novel)。各種我們現代覺得習以為常的現代生活條件一一被發明出來,愛情也被小說和媒體彰顯,更加造成「你喜歡誰、誰喜歡你」的重要性。

後來連性傾向也被「發明」出來,進入人類的認知當中(傅柯的《性意識史》)。也直到同性戀的意識出現,異性戀才有其意義,因為沒有區別就沒有意義。許多人想到同性戀,馬上提及同性間的性行為,但相對的,異性戀何嘗不是異性間的性行為?但因為異性戀的被意識史太簡短,所以來不及使世人瞭解,異性戀也是建立在性行為上的意義,如果是以性行為來定義同性戀的話。如果你以相愛的人來是異性來定義異性戀,那同性戀的定義也會是相愛的人是同性,這兩者是互生的,而且是先有同性戀(意識)才有異性戀(意識)的存在。保守者以性行為、淫亂批評同性戀,那也只是另一種污名化和柿子挑軟的捏而已。著實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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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我在公車或捷運上,看到許多人主動讓位給別人。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裡面就會有一股敬佩感。對我來說,攤坐在交通工具的位置上,是一種小小幸福感的來源,我不太想放棄,因此我都會選角落的位置落座,那樣的位置是再怎麼讓座也難以輪到的位置。這是一種小小的自我安慰,對自己不體貼的想法和舉動所做的免疫措施。因此每次看到別人義無反顧地讓座,我心裡面總會覺得這個社會還有的一些美好,是這些人做到的。然而我很少做到。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蘭嶼,同行的朋友負有蒐集研究材料的任務,但大部分時間我們是在玩耍。那是一趟看來很恣意的行程,可是在整段旅途中,卻有一股抑鬱之感在我心裡面盤繞。事情從第二天的早餐開始。

那天早上醒來,離開民宿尋覓早餐店,看到民宿附近有一家賣漢堡、三明治的小店,我們坐了進去。店裡除漢堡、奶茶之外,還賣豬血湯。我們點了這東西合併的菜單,但我卻想起昨晚吃的蘭嶼風味餐。看看眼前的食物,我開始感到疑惑:原先屬於當地的食物,被當作特殊的風味餐,但外移進來的食物,卻彷彿成為日常,怎麼會這樣?之後所有的行程,變成是我不斷在檢視「漢人的生活方式怎麼取代達悟族的生活方式」的過程,儘管許多人確實認為這是在協助當地人過更好的生活。面對這樣有點奇怪的狀況,我想不出能做什麼,也沒立場去做什麼――也許是我也懶得在「想」之外去做什麼。

也有一些時候,我們會談到教育和閱讀的問題。台灣的社會一向不把閱讀當一回事,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明明是橫在眼前的困境,卻一點也不知道緊急。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語文能力下降,站出來高呼搶救的名人,卻還是著眼在寫作文或國文考試這些事上。可是不會讀怎會寫,要搶救也救錯了目標。每年台灣新生兒的出生人數不斷下降,而新生兒中出生於外籍配偶家庭的比率,則逐漸增加。現在已經是每七個新生兒中,便有一位來自新移民家庭。可預見的未來,是每六個新生兒便有一位是這種情況,然後是每五位、每四位……。談論閱讀率下降的問題時,不免接觸到新移民家庭在幼童語文能力掌握上的資源匱乏。我們明知道這其間有哪裡不對,卻又不得不將其當作「問題」。而且在討論這「問題」時,我們彷彿將新移民家庭當作排除於外的「他者」,去討論「他們」怎樣怎樣,「我們」該怎麼做怎麼解決。我心裡面有種不安,但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解決。

我們的社會便在這種小小的疑惑、小小的歧視、小小的善良、小小的美好、小小的逃避當中,進行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久了,可能麻痺;久了,可能就漸漸看不見、聽不到,也無力去做什麼,甚至後來連想都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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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生大二那年暑假,我跟著戲劇社的指導老師去了辦給台南市高中生參加的電影營。我一個大一生,去參加小我一到三歲的高中生活動,看在對電影的喜愛,以及學習太晚趕著補課的份上,第一次碰觸這樣的電影營隊。(話說我的「晚熟」、「學習太慢」之類的,實在可以另外寫一堆故事,不可思議地我一直到大學才開始準備養成變成文青,等養成地差不多了,其實我已經變文藝中年了。嘆。)在這營隊裡,兩三天的時間,我第一次看了柏格曼的片子(是《處女之泉》),看了一部黏土的《小王子》動畫(我到這時才知道《小王子》,但被感動則是要再半年之後),第一次知道布紐爾(Luis Buñuel),看了《安達魯之犬》。

《安達魯之犬》讓我印象深刻的,大概也是讓無數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拿刀片劃破眼球,水晶體流出來的場面。極為聳動,到二十一世紀都還是。前兩個月重看了第一集《魔鬼終結者》,赫然發現以前從沒注意到的關連,阿諾飾演的機器人(後來被稱為T800)在小旅館裡自我修復時,拿刀片處理被破壞的眼睛,簡直就是《安達魯之犬》這一場戲的翻版。

影史上的經典,就是透過這樣通俗的途徑,滋潤了後代的創作者,不管是高蹈或者通俗的。

再過一年半,我在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參加黃建業老師主持的電影欣賞班,是文化中心主辦的活動,連續好幾個週末,觀賞影片之後有黃老師講課。就在某次課間休息時,我和一起參加的同學在文化中心裡面亂逛,看到一間展覽室裡有雕塑展,我們便跑進去看。這裡面的雕塑大都是金屬的,小件,造型非常奇妙,像是被融化的物體,有軟趴趴的時鐘掛在樹上。看完去找展覽資料來看,才知道這位藝術家叫達利(Salvador Dali)。非常奇妙地,在一個無聊的課間時間,闖入一個根本不知道的展覽,然後我遇到了一個後來不斷出現在我生活中的藝術家,幾個月後我還在巴黎蒙馬特看到他的達利蒙馬特空間。(可惜當天我們到時以閉館)

又過了很久,我已經大學畢業,沒考上研究所,去當兵,快要退伍前考上了藝術研究所,退伍後就馬上回到學校。在藝術所裡面,我主攻劇場,所以戲劇的課都修,就在研一的現代戲劇課程裡面,我們被要求念《白納德之屋》(La casa de Bernarda Alba),是西班牙大劇作家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不才如我到那時才知道羅卡大名,而且要再過兩三年後,我這不認真的學生才知道羅卡寫了那麼多的詩,以及劇作,不僅僅是課堂上提及的《白納德之屋》、《血婚》(Bodas de sangre)、《葉瑪》(Ye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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