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讀舒適

對於美國讀者來說，漫畫幾乎等同於超人漫畫，美國漫畫不像日本漫畫有不一樣的節奏和千奇百怪的類型，而是以兩大集團的超人漫畫為主流。我不是那種狂熱喜歡超人類型漫畫與電影的人，但因為喜歡看電影，所以也看了不少好萊塢拍出來的改編自美國超人漫畫的影片。看超人電影（不光只是那個Superman，而包括各種具有神奇能力人類的故事）最有趣的是看這些超人如何發揮異於常人的能力，做到一般人想做卻又不能做的願望，但是無趣的地方也在於此。因為超人的力量太大，為了維持某種社會寧靜，也為了保持情節的合理，這些超人們一定有各種異於常人的限制，甚至是心理上的桎梏。也因此這變成了一種類型，甚至是公式，也就有點讓讀者／觀眾對劇情不那麼感到驚喜。但看了《蜘蛛人2》電影，卻讓我無比狂喜，因為這部電影的編劇實在太諳超人電影的公式，也瞭解觀眾的期待，所以讓蜘蛛人在這部電影中突破了很多以往超人電影不敢突破的部分，讓主角在正常人與超人間的撕扯更強烈，漫畫超人也漸漸演變成尼采的超人，讓我看得大為感動，也對編故事的人大為激賞。研究編劇團隊中，赫然發現有一位漫畫專家，也是小說家麥可‧察本（Michael Chabon），比對兩集蜘蛛人影片的編劇團隊名單，我有很大把握讓《蜘蛛人2》更上層樓的關鍵人物就是察本。

2000年察本出版了一本小說《卡瓦萊爾與克賴的神奇冒險》（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 Clay），內容是設定在1930年代美國漫畫業黃金時期，猶太男孩主角克賴和他的自納粹統治下逃出來的表弟卡瓦萊爾而做創造了一個漫畫超人，利用這個漫畫超人來對抗希特勒。這本小說出版後讓已經不是第一次寫小說的察本立刻獲得注意，也得到普立茲獎。這是自從我迷戀《蜘蛛人2》之後最想看的一本小說，不過原書有639頁（平裝656頁），譯成中文後大概會有一千頁。來吧！哪一家出版社快來出這本書吧！

很可惜，預計2007年推出的《蜘蛛人3》的目前編劇團隊中，還沒看到察本的名字在上面。

有時候，買得到一本書買不到一本書，像是命定的。像是「快打旋風」電玩裡的程式一樣，被設定成什麼角色，似乎就擁有了那樣的命運，如同春麗不斷地一再為父報仇，無法跳脫程式輪迴。現實世界上的我，一直不斷在各大小書店、舊書店、二手書網站不斷地尋找駱以軍的《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無法跳脫就是找不到這本書的輪迴。駱以軍的《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出版時，我沒有立刻注意到這本書，四年後當我第一次讀了書中首篇〈降生十二星座〉後，立即全身觳觫，覺得見到了小說書寫的新可能。竟然有人在那樣的年代，在網路虛擬世界尚未成形時，所有論述都還沒接觸這塊虛擬領域時，就有人把電動玩具、虛擬的人物與現實生活的命定說法連結起來，再把星座命相和人生處境揉雜進去，創造出小說世界的新境界。但同時也覺得既然有人可以想到這樣的層次、開發出這樣的新方向、寫出這樣的作品，那我也別想做什麼寫小說的春秋大夢了。

這本小說是在一九九三年年底出版的，一直到我從圖書館借了這本書來看大感震驚，即刻到各大書店做地毯式搜索，其間大約與初版時間相隔了四年，但那時就已經找不到這本書了。彼時我仍在服役，每每趁休假到各書店尋覓，但一無所獲。所以後來看到不錯的書籍，不管看不看得完、看不看得下，在第一時間便要立刻買下收藏，究竟其間的心理轉折，和當初沒早早買下這本書有相當大的關係。

《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之後就成為我一再在舊書店和圖書館裡尋覓的對象，到每一家舊書店的第一要務就是尋找這本書，思念得緊時就到圖書館借這本書出來翻一翻，這大概是我在圖書館裡重複借書率最高的書籍。有時候，我還會興起一股歹念，想借了書然後跟圖書館報失，付一些賠款後我就擁有這本書了。

說實在，《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裡除了〈降生十二星座〉之外，其他五篇也是不錯的充滿開發性的實驗作品，但因為〈降生十二星座〉珠玉在前，其他篇章就相形失色。如果僅只是為了〈降生十二星座〉，那自從此篇發表後的各種文學選集，不管編選者是誰，幾乎都選入此篇。〈降生十二星座〉儼然已是文學史上重要的代表作，我大可買其中一部選集，就擁有了這篇小說。但是一種莫名的愛書潔癖，覺得非得要是《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中的〈降生十二星座〉才是正牌的〈降生十二星座〉，除非是這篇小說初次刊出的那一期皇冠雜誌。結果這也就像小說中所說的程式輪迴，讓我一再在各大大小小舊書店、網路二手書店間流轉，為了一本不知道何時才會出現的小說而努力著，像是在電動玩具最後一關的對手前不斷地挫敗，又不斷地挑戰。

距離去年八月回台南，知道這家「草祭水又中心」，到今天終於和大姊頭去了，已經相隔了七個多月，今天有緣得見，真是一家棒到極點的二手書店，是在台北一堆人交相讚譽的茉莉也比不上的呀。

晚上跟大姊頭亂逛，還陪她在渺無人跡的安平練車，近十點兩個人都睡眼惺忪了才跑到草祭水又中心，原是她要去拿店老闆幫她拿去俵的《親愛日記》海報，（亂插話，大姊頭把之前小婦科送我們的《四百擊》海報拿去俵，俵完之後果然看起來身價萬千，想想我那一堆如山的各式電影海報捲起來多著像垃圾，其中珍品可多著哪！）順便讓我去看一下這家店。真是了不起，一見到門口的木店招，進門的小花園、水池，把小巷弄內舊式台南常見的獨棟雙層樓花園洋房拿來做二手書店，光看這個仗陣就嚇死人了，進去之後，整個店鋪陳的品味鬆緊得宜，不像很多舊書店像是倉庫一般，品質聽起來不賴的擴音器放的音樂是音量是充足的，不只是當作襯底用，聽不懂，不過是一首首男中音唱德文藝術歌曲，這也是我逛過的二手書店僅見的，整個空間感由燈光、書架、音樂詮釋得相當好。

中間我進了一次廁所，竟然是有香味的，香味來自擺設的植物。開始逛書時，竟然發現我到處百尋不著的時報「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的《資本論》連同導讀，找到這套書，簡直就是奇蹟，但找到一套書已經夠高興了，竟然還讓我找到我也找了很久的傑克‧倫敦《馬丁‧伊登》，這只能說是天意讓我這般愛上這家店了。

（時報的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一直是我非常欣賞且依賴的書系，前幾日上網去看，竟然出版的四十多本書中，竟然約有三十來本斷版，一個好好的書系被經營成這樣，即使是因為書本身難賣，但這是一創系列時就知道的，怎不好好善用其他大賺其錢的書來補呢？出版不該是這樣做的，更何況是這樣一家大出版公司。）

下次應該找一個午后，或是剛入夜後的時光，到這裡點一杯咖啡，慢慢地翻書揀書，那會是多麼地快樂呀。

一本文學小說創作，在現今的出版市場中，如果不是媒體極力曝光，要被讀者發現實在是極度困難的。如我輩者般被友人稱做收集狂的愛買書者（是，只是愛買，疑為書籍血拼強迫症），面對像《帕洛瑪》這樣一本小說，恐怕也很難令人自百花齊放的新書平台上發現它的蹤影。

甚至把書拿起來翻看，覺得這是一本值得買回去的書，最後掏出錢包買回去。翻開《帕洛瑪》，一開始是廖炳惠和李奭學兩位對我而言很有吸引力的學者的序文，但對一般讀者（就只是想看小說的讀者）來說，這兩位的推薦序文，帶進了很多只有對小說主體性、小說敘事脈絡等等議題有興趣的讀者會關心的討論，恐怕是徒增非「文藝青年」式讀者決定買不買書的障礙。

然而，這麼一放下書，儘管讀者還有其他各式各樣、更有趣、更動人、更高深、更緊湊的小說作品可以選擇，可讀者們就此失去了觀察一位有自覺的青年小說創作者彎身躍進小說創作競技之河的跳水姿勢，殊為可惜。

在現今的台灣，願意給初入門者機會的讀者恐怕不多，每個人都不認為自己應該具有這種使命，這些使命不應該都是學者、官員來做的嗎？一如讀者身份轉換為觀眾、聽眾面對台灣的電影、音樂狀況時同樣的麻木，反正我們似乎也不必在乎，反正都會有好萊塢的電影、歐美日的流行音樂、以及大量湧進的各種翻譯書籍。身為花錢選擇文化商品的台灣讀者是幸福的，因為可以選擇的項目多到無法一一顧及，只要他不在意創作品是不是由自身土地上生活的人們所產出。不單面對《帕洛瑪》會有這樣的感嘆，在面對眾多本土創作與讀者間的落差時，也會有如此的感嘆，而《帕洛瑪》存在的本身，偏偏正是這種感嘆的一種諧擬（parody）式存在。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是一個「可怕」的預謀，看她寫的瓊斯和伊格伯兩家三代，甚至隨作者敘述再加長延伸出來的前幾代，這混雜英國白人、牙買加人、孟加拉人（千萬不可以誤認為是印度人）的家族日常經歷，沒有一個讀者不會笑出來。

笑的當時實在是因為作者把這些人的嘴臉和心態描述得太過栩栩如生，透過字紙都可以想見得到他們的腔調、表情漢莫名的堅持。但在下一刻，你卻又開始警覺到，這是作者的陷阱，讓我們笑出來的可能是某些我們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觀念，或是對於在低下階層打混人們的鄙視，雖然你我都是屬於這些階層，但我們還是笑出來的。

笑出來才發現，原來我們身在低下階層，卻在看書的時候以為自己比書中人物地位更高，但第三個轉折讓我們想到，其實我們也不過就如同書中的人物一樣，每天說著愚蠢的話，堅持的不關痛癢的堅持，看到外勞或外籍新娘就遠遠地閃開。我們笑的其實是自己。莎娣‧史密斯身為英籍牙買加後裔，自小大到受到的竟應該是如同書中角色的待遇。因為她的膚色顯示出她是牙買加裔的黑人，所以念劍橋大學便顯得很不尋常；因為她的膚色，所以在出版《白牙》一舉成名後，她就得接受所有的媒體詢問她任何與種族相關的問題，似乎她的血統和膚色，重要性遠遠高於其他。

由這種外在的自我／異端（the other）差異開始著墨，到小說中山曼德對於自身孟加拉文化的想像與堅持，在被其他人排擠之下，彷彿懷想遙遠祖國文化的美好變成了一道心理防線機制，變成了一塊無法被其他白種人摧毀的聖土。

開始關注汐止吳銘漢命案，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蘇建和案」或「蘇案」，應該是在民國85年夏天左右，我自報紙上看到一些作家為被告請命的文章，才開始注意這案件。蘇建和案自民國80年到現在，14年了，經過一審、二審、更一審、更二審、更三審、再審，再審無罪判定當庭釋放，但是最高法院駁回高院無罪判定發回一審，所以目前還在審。

與真相違背的審判與報導
但在這期間，不斷見到有這件案子的進展和各種救援活動，但看到的都是請求平反蘇建和三人方面的說法，比如作家們的請命書、蔡崇隆的《島國殺人紀事》紀錄片、濟南教會的繞行等等。我幾乎沒看到過受害家屬、甚至檢察官的發言，頂多只有在再審時電視新聞記者跑到受害者吳家做所謂的「平衡報導」而已，而這種所謂看似份量上的齊頭平等，正是張娟芬在本書後記中所批判的。現在新聞報導並不看證據多寡，只求不得罪任何一方，最好能不被任何人指為偏頗報導，因此發展出來的安全模式就是採取各方的說詞一一鋪陳。

但是一樁審判案件，關心的更應該是證據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及依此可以推斷得到的證據，而非被告、被害兩邊各抓幾個人來訪問，表象地顯示媒體無偏見，不偏袒任何一方。但這是偏離真相的作法，缺乏證據追索而相互控訴的報導，也只是誤導一般不常接觸法律的民眾更偏離追求真相，漫天蓋地地以「羅生門」來結束報導，那這樣的「新聞」到底有什麼價值？背對真相追求的報導對社會的殺傷力是無可比擬的。基於追求證據所顯示的真相的理由，張娟芬根據她的訪問和實際閱讀卷證寫成這本書，但是要說這本書並不是一般認為的「公正」的報導。在一開始，張娟芬的立場便是很確定的，她相信依目前的證據來看，蘇建和三人罪不該定。先有了這個判斷，她才開始加入關注蘇案的行列，進而書寫。

那這樣就應該說她的立場偏頗嗎？倒也不是如此。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角力，像是觀賞兩個與我們不相關的球隊進行比賽一樣保持中立，這個案件的攻防雙方可以說是在不同的競技場域中對陣。檢察官（以及後來的和被害家屬代理人）所要求的是將這三個有犯罪自白的被告定罪，而被告及律師則是想要證明三個被告的無辜，包括刑求的自白和與三人無涉的證據。關鍵在於，當初蘇建和三人被刑求後不斷被誘導而慢慢組成的犯罪自白，檢察官和法官不在意自白的可信度，一開始便受到污染的證據是沒有舉證能力的，但這個關鍵卻在各級審判中一直被忽視。

《肉身寒單》中大量涉及關於身世的追索，但這本書自身的身世，放在台灣小說出版的位置上，也很值得一提：《肉身寒單》是作者振鴻在應用心理研究所的碩士畢業論文。以這樣一篇自剖的小說作品當作論文，想必在學界規範上做了很大的衝撞，學術單位允許這樣的畢業論文方式，似乎讓人對一板一眼的學術檢驗多了一種可能性的想像。

《肉身寒單》全書可以看成是一個分成十二個短篇的長篇小說，這十二個短篇又分成五個部分：「元神」、「身世與身世」、「城邦的漂流者」、「穿行沙程」、「再，啟程」。「元神」部分中唯一的篇章〈肉身寒單〉是書名的由來，也是全書的總提領短篇小說。〈肉身寒單〉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描述一次台東炸寒單的民俗活動，這一篇放在其他十一篇相互關連的自我與家族剖析篇章上，乍看之下顯得突兀，但卻有其象徵意義。

寒單爺是流氓神，大家對其有畏懼，但寒單爺又同時是財神，大家又想要迎接他。對神明有崇敬，但卻同時又要炸祂，代表的是矛盾的心理。振鴻在書中大量處理自身定位問題：自己在家族的定位，自己在性傾向上的定位，對自我及家族既迎又拒的態度，全然扣緊寒單爺由肉身試煉而覺醒的神話寓言。

此外，社會眾人對於寒單爺的矛盾心理，是一個如作者在書中提及同志運動時所談到的：「是一個『如何在關係中肯定自己以及肯定他人』的問題，它具有情感性的基調，意即『同志運動是一個主體呈現到互為主體的企圖』。」（頁101）同志運動中主體自我肯定和反對/扭正他人對自我主體曲解、污名的中心目標，被作者擴大、挪移到身世、家庭追索書寫上來，他將這些類同的追索過程排比呈現，相當程度地將家族史書寫的過程給酷異化，或者是將同志認同家庭書寫化，這同時也體現了作者整本書「主體呈現到互為主體的企圖」。「身世與身世」部分裡的四個短篇，第一篇〈飛翔的名字〉由作者自己的名字「李振鴻」開始，由被命名說起自身的身世。及其初長，發現母親的抽屜中有一個「李振旭」的命名單，以為這是另一個自己，到後來他發現那其實是他早夭弟弟的名字，可是他已經發展出另一個由自己命名而非背負家族期待的自我了。

這幾天因為看書的緣故，對於索引這件事有了新的想法。

去年下半年，老貓編的「出版業參考情報」裡面提到關於註釋、參考書目、索引等三者的必要性與否，在某些出版人常去看的網站裡掀起不小的爭論。

這些爭論起源於老貓所主編的書系出了本《蒙娜麗莎五百年》，而編輯把註釋、參考書目、索引全數刪去，因此在中國時報開卷週報的書評版上被批評，評者認為此書引用的文獻和資料非常多，如此大筆一刪實在可惜。老貓就在他的電子報上回應，總是有人隨口就罵出版公司任意就把註釋、參考書目、索引弄掉。

他強調這是有成本考量，也是有編輯考量的，不是隨意亂做的，編輯會這樣做，當然是符合國情和讀者需求。詳細的文章可以看這邊，或是看老貓自己架的blog，還有很多討論，可以到遠流博識網的「聊齋」來看看，這個連結是此文第一次出現在聊齋時的反應，後續還有一些討論。《蒙娜麗莎五百年》的爭議在於，編輯把原書的註釋、參考書目、索引全數刪去，不放在書本上，而在正文前告知讀者可以致信索取或到某網址下載註釋、參考書目和中英對照表。有趣的就在於，出版公司把原書的索引原封不動打在word檔放在網頁上，裡面的頁碼是原書的，而不是中譯本的。

不過現在連過去網頁看不到了，大概在這麼多反對聲浪後，出版公司把原先的word檔排成htm檔，然後逐一分章節排上註釋，最後，因應主編老貓的主張，網頁上沒有索引了。（原先可自網頁下載的檔案中有的是原書的索引，雖然書前的說明並未特別指出有索引。）老貓的主張是，書上的索引應該是會被淘汰的，在網路資訊時代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第一次的經驗，挫敗得讓自己好像是個失敗者，關於閱讀李歐納‧科恩的《美麗失敗者》（Beautiful Losers）。

打開第一頁，從「凱特琳‧特卡魁塔，妳是誰？…」開始，閱讀的過程像是摸索天書一般，不時把我的意識自閱讀的天空抖落，再爬起，再被抖落……。直到我看了作者的中文版序言，頓時茅塞洞開，這本書立時變成一個極有趣的閱讀遊樂場，或縱或躍，不可扼抑。

科恩說：「如果讀者的態度太過嚴肅，這會變成一本很難閱讀的書，就連英文版也不例外。」很有趣的勸誡，但我最愛的是這一段：「我可以建議你，看到不喜歡的地方就跳過去嗎，隨意翻看，說不定有一兩段，甚至一整頁，會滿足你的好奇心。過一陣子，當你夠煩或夠閒的時候，也許你就會想從頭看到尾。」

作者自己覺得這是本「怪書，他是爵士樂的連復段、普普藝術的玩笑、宗教的矯揉造作與低沈的禱告聲組成的大雜燴。」又因為這本書是科恩在希臘海島上寫的，在戶外沒有遮蔽的花草亂石間敲打而成，所以他說「在你手中的不是一本書，而是一種中暑的症狀。」結果，我就愛上這本書，因為作者的這一席話。我以中暑的感受，以刺眼的陽光，以不斷的酒水與麵包，以及藥物，來翻閱這關於兩男一女三個人的複雜關係，關於三百年前的印地安基督教聖女的崇拜與猥褻。關於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

閱讀，特別是閱讀小說，我們都太依賴心智了。閱讀小說被認為是一種心靈的活動，是一種理智的延伸，是關於作者與讀者間的益智遊戲。但是閱讀小說一定非要這樣不可？至少在閱讀其他文類時，我們並不像閱讀小說這般要求智性的介入，而可以是存在身體上的感受，可以存在於語言的美感，可以存在於口舌間的遊戲。就像詩，不管是舊詩或現代詩，語言的美味（是的，美味！）常勝於智性上的理解。像是：

準備回家過年的前一天，約了好友先聚一聚，趁著聚會前空檔先到書店去找幾本剛出的書。沒多久我就看到了想買的那本書，有著典雅別緻封面的林泠詩集《在植物與幽靈之間》，當然是洪範出版的詩集。不過，我卻在準備拿起書時遲疑了，因為旁邊擺著一落這本書的精裝本。

封面是一模一樣的，精裝本只是加了硬書殼，定價卻只多了五十元而已。才五十元，實在令人心動，忍不住想要捨平裝本而就精裝本。

對精裝本開始反感是念大學時，也是那時候才開始意識到精裝本這回事。以英文來講，就是hard cover，是與paper back相對的意義，中文一般叫做「精裝本」，但有時候就只書皮是硬的這一點差異而已，裝幀得並不怎麼精、封面也不怎麼美，其實應該像英文一樣叫做硬殼本。小時候看的一些書（親友借的、圖書館借的）大多都是精裝本，卻渾然不覺，沒有精裝本與平裝本的差異概念。（很多童書都是精裝本，賺父母錢，有的不怎麼精美，但都一定貴。）

國中開始迷金庸，老家附近圖書館裡的金庸有一套是遠流的典藏版，也就是精裝本，第一次看的金庸時，一大半便是在布面精美花紋的精裝版上練的功。到了大學，開始喜歡找書、買書，對書的價格真正有了自己的意見，開始覺得精裝本真是不經濟的書籍。台灣出版的書籍，依比例來說，精裝本並不多，不像歐美日出版業，大都以精裝版本先行上市，過好一段時間後才會有平裝本，再過幾年日本出版社還會再推出文庫本。依照這些出版發達地區的慣例，先推出的精裝本書籍價格往往是後來平裝本書籍的兩倍。兩倍的價格，卻是一模一樣的書，只差書皮的軟硬和裝幀而已，大部分的書連用紙、編排都一樣的。既是如此，我要看的是書，不是厚重的書殼，為何要多花一倍的錢在同一本書上，不把這錢分去買另一本好書呢？於是我開始了我的拒精裝書活動。

雖然如此，卻也不是說我都沒買過精裝本的書，還是有的，可能是因為這些書只發行精裝本，或是指定的教科書，不得不購入精裝本。這些精裝書大多是出自於裝訂的需要，可能是書頁太多，以精裝本形式才能承受書的重量和厚度，不光只是為了增加書籍的質感而做精裝的。

托爾斯泰（Lyov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身為一個被後世無限景仰的大文豪，但他的畢生志業並不是要成就文學的名山大業，而是想致力於農民的教育上。三十一歲那一年（1859）他創辦了一所供農民子弟就讀的小學，將理想化為實際的行動，他同時發行了一本雜誌，宗旨是為了「教育受過教育的人」。1850年代末期之後，托爾斯泰開始描寫農民的生活，並且以傳說及民間故事創作小說，目的也是為了教育農民（註1）。

托爾斯泰對道德的要求是極為嚴厲的，甚至對藝術的要求都一反常用的「美」的標準，而以「善」為依歸，同時必須是所有大眾平民接能欣賞的，才是良好的藝術（註2）。在1897年發表的《藝術論》（或譯為《什麼是藝術？》）的第十九章，托爾斯泰描述了他對未來藝術的期許：

總而言之，將來的藝術在內容和形式裡都比現在所稱的藝術好。將來藝術的內容只是促成人類聯合的情感；它的形式就是眾人所能達得的東西。所以將來完善的理想不是數人所能達到的情感的特殊性，卻是情感的普遍性。並不是形式的廣闊、不明和複雜，如現在一般，卻是表現的簡單、明瞭和尋常。那時候的藝術才不害人，才不費人許多勞力，卻藉著基督教意識，從理性和判斷的範圍裡移到情感的範圍，所以之適用於人事裡、生活裡，向著宗教意識所指示的完善和聯合方向走去。（註3）《藝術論》是托爾斯泰的文藝裡念，以其分章論述的方式來表達理念，當然在各個方面的陳述都是相當的清楚的，可以看到托爾斯泰確立了以宗教教誨、道德至上、善為依歸的評斷方式，在世界藝術史上是相當突出的；相較於在他之前及往後的文藝思潮發展，托爾斯泰也的確是相當具有道德上的勇氣，甚至他連自己被世人公認的的巨作《戰爭與和平》，亦毫不客氣的加以檢討。不過值得我們加以檢視的一點是，個人的理論論述及藝術作品的呈現，其間是否有誤差，這便是在探討作品的呈現之前必須先加以印證的，以便檢驗出一位作者在語言的思想表達及作品反映出的深層意識是否相符，這樣才能決定如何就作品來分析。

《依凡伊立奇之死》發表的同年，托爾斯泰另外發表了一部劇作《黑暗的力量》，在這齣劇當中，一開始便直接引述了〈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二十九節的章句：「但是我告訴你們，看見婦女而生邪念的，在心裡已經跟她犯姦淫了。假如你的右眼使你犯罪，把它挖出來，扔掉！損失身體的一部份比整個身體陷入地獄要好的多。」

把這一段章句當作全劇道德省思的綱領。這種將經文中的訓句完全引至作品中，並一再提起：「如果一隻爪子被抓住了，整隻鳥便會墜落！」清楚地界定出托爾斯泰對道德嚴苛的要求。這種一再引用警句的作法，讓人不禁興起一種感想：是否托爾斯泰在著手作品前，便立下清楚的意念，並且早已將道德訓示的骨架立好，才為這骨架敷上敘述的血肉的？

小時候家裡有一副圍棋，木板棋盤一面是象棋，翻過來另一面就是圍棋。那時候兩盒圍棋棋子都是塑膠做的，圓潤可愛，我總是拿來當玩具，或是拿來當模仿武俠片遊戲時的暗器。很小的時候老爸便教過我和弟弟怎麼下象棋，我們很早便能和爺爺、爸爸、叔叔下暗棋，後來是整盤楚河漢界的象棋。

我不久就沒什麼興趣了，也沒怎樣仔細去思考下棋，倒是印象中弟弟後來便有跟老爸一樣棋力（雖然老爸大概也是一般棋力而已），或是有過之，不過後來兄弟倆都沒下了。自始至終，圍棋總是沒下過，雖然曾經裝模作樣排過棋子，但那只是裝裝樣子，什麼規則也不曉得，而且我也沒料到後來我會開始注意圍棋。

注意圍棋？只是說著好聽的，我連懂都不懂，但卻因為漫畫《棋靈王》而覺得有一點意思。不過到目前，因為看了漫畫之後而去借來的圍棋遊戲軟體一直都沒開始玩過，看漫畫是一回事，自己下棋卻也是另一回事。

《棋靈王》是一部很厲害的漫畫，他能讓許多不懂圍棋的人看得津津有味（當然因此誤導也說不定），聽說在日本更激起了年輕一輩學棋的風氣，使得近年來被中韓趕過的日本棋界似乎重然一點希望。

這樣子的成果，想必令日本棋院、關西棋院大感意外，一部漫畫的威力竟然至斯。如果有一天，剛登上本因坊，或是王座、名人、十段、天元賽等等的冠軍名人，發表感言時說了：「這要感謝我幼時看了《棋靈王》」，人們應該一點也不至於感到訝異吧。《棋靈王》的精彩之處，不在於圍棋，而在於與圍棋競技相關的人物關係上。漫畫裡有不少圍棋術語，雖然有時候會講解，但一般讀者是搞不懂的，這和我們看安達聰的棒球漫畫或井上雄彥的《灌籃高手》是完全不同的心境。

1992年我剛上大學，可以有較多時間接觸自己喜愛的文學作品，一般對文學有興趣的同輩，早在中學時期便展開大量的閱讀。而中學的我卻因為種種的因素，自己的閱讀範圍一直侷限在通俗小說上，此時我便決意要多看看不一樣的作品。那一年冬天，《聯合文學》上刊了日本小說家伊集院靜的兩篇短篇小說作品：〈上弦月〉和〈好一記妙接〉。當時的我一點也不認識這個作家，也不知道他有什麼樣的背景，就是循著編輯說明一直讀下去，讀完之後，久久不能自已。

這是兩部都以棒球為題材的短篇小說：〈上弦月〉寫的是一位業餘棒球隊的教練退休前的最後一役，利用這最後一役的背景，小說家鋪陳了這位嚴厲教練的心態和其周遭隱隱糾葛的人際關係。雖然是以棒球運動為題材，但比賽總不是伊集院靜的焦點，而是放在這些人物對棒球的情感和信念，讓人覺得棒球變成一種信仰，棒球也貫穿了他們的人生。〈好一記妙接〉的主角是一個已故棒球選手的妻子和其幼兒，小兒子才上國小，但也開始參加棒球隊，但擔心的媽媽去偷看兒子練棒球，卻發現兒子老是在做一些雜役，以為教練對自己的小孩大小眼。

這兩篇作品的結局都大大地扭轉原先讓讀者以為的樣貌，本來人物之間一直處於猜測的情況，在經過瞭解或是相互退讓之後，結局卻是格外地溫馨動人。像是〈上弦月〉的老教練，為了自己孫女的幸福，一反自己的原則而去拜託別人，發現原先以為孫女和自己的老婆出門去遊玩，原來是為了為丈夫祈福，發現自己的隊員原來是這麼地看自己的…。整篇故事就是一段人生不斷發現的縮影，作者將種種發現凝聚在極短的時間內爆發出來，便有了驚人的力道和感人肺腑的功力。這樣的作品，讓當年的我神往之至，百般尋找之下卻無法在國內找到這位作者的作品，似乎這兩篇便是他在台灣的初次登場。雖然只是兩篇短短的小說，卻一直影響著我，讓我老想寫出具有同樣力道，同時也具有同樣人生況味與深度的作品。結果這種想法變成了一道魔咒，緊緊地束縛著我的手與筆，總是令我在腹稿其間便將自己剛萌生的創作念頭扼殺掉。

1997年，我終於在書店看到伊集院靜的小說集，書名便是《上弦月》，我差點在靜謐的書店裡大叫出來。將書買回家之後，我迫不及待地一一閱讀，其他的短篇小說同樣也是以棒球為題材，但勾勒出來的人生卻不像前兩篇那樣美好，各式各樣的人生都有。但不管是黑暗的或是頹喪的，都與棒球有關，而且棒球似乎都是這些人物們的生活和信仰，在球場上不斷地追尋失落的人生期盼。

比較有意思的是，這本以追尋失落的人生（但不一定追尋得到）為方向的小說，卻也讓我追尋了好多年，後來書總算追到了，但是對於小說的信心卻一直還被其魔咒所縛，至今還難以掙脫。一本書對於人的影響，這也算是深遠但悲慘的一種吧，在書中領略的作者動人的功力，卻回頭發現自己的殘缺，而被逼著不斷地追尋，像是一場終不了局而無限延長的棒球比賽呀。

《查令十字路84號》（84, Charing Cross Road）可說是今年開春以來備受出版界矚目的一本書，各大報的讀書版以及各種與閱讀相關的電子報都可以看到與這本書相關的新聞、文章。這些文章大都在讚嘆這本書對於愛書人來說是多麼重要，紛紛標榜這是一本愛書人必讀的聖經，但也同時惋惜台灣至今方有譯本出現，順便利用潛台詞暗示一下書寫者自己在很多年前便閱讀過英文本了。但是，這些文章除了讓我們欣賞書寫者令人驚嘆的爬梳功力之外，對於買這本書的讀者來講有任何實際的意義嗎？

前幾天我卻在YLib網站的「求文堂」看到一篇名為「誠徵老闆──《查令十字路八十四號》」的文章，怨嘆作者海蓮‧漢芙（Helene Hanff）寫的舊書店景況在台灣根本不可能出現，哪裡有這樣學識豐富的店員？如此淵博的店員要付她/他多少薪水？依我的經驗，台灣書店店員的薪水都是二萬出頭而已，知識哪裡是經濟呀，或者說，非電子相關產業的知識不算知識經濟，這樣子的薪水哪有可能讓「鴻儒」屈就呢？所以這篇文章的標題便是「誠徵老闆」，到底哪一家書店老闆有此魄力可以做到讓書店的服務台人員能夠解答大部分讀者的疑惑，而不只是幫忙查電腦把置書位置找出來而已。像是普拉斯（Sylvia Plath）的The Bell Jar在台灣有兩個譯本，分別為《瓶中美人》與《鐘形罩》，到底哪一本比較好？各有何特色？或者是女性主義重要的文學作品〈黃色壁紙〉（“The Yellow Wallpaper”），此篇小說其實已經有兩個譯本，一個藏在作者夏綠蒂．柏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作品集《她鄉》（Herland）的中譯本裡（女書出版），另一個版本收在《我，生為女人》這本美國女性作家文選裡（貓頭鷹出版），用電腦根本查不出來。台灣的書店可以要求氣氛，可以要求陳設，可以要求書籍數量，可以要求服務態度，但絕難要求對書籍的認識與瞭解，有哪一家書店會要求員工在上班時間拿一半的時間出來專心看書補充必要知識，剩下的一半時間再整書上書就好？如果您發現了，請告訴無知鄙陋的我。甚至在《查令十字路八十四號》裡面，海蓮‧漢芙喜愛的都是非小說性的英國文學作品，而是日記、札記、歷史、散文、傳記、宗教類的書籍，這些書一般又被認為是較為「無趣、冷門」的（好啦，這是我的個人意見，也是我的傷痛），但是這間神奇的「查令十字路八十四號」書店依舊努力滿足顧客，沒貨的便盡力去調去找。然而我個人經驗中的尋/詢書回覆都是：「抱歉，沒有這本書」（天哪！明明有），「對不起，絕版了」（哇咧，這本書去年才出版），「不好意思，無現貨，我們幫你調，再打電話通知您」（然後等了三個月，依舊無消息），最厲害的就是：「很抱歉，電腦裡面沒有喔。」好吧，我認了，從此我不太願意相信書店店員，即使是在被港日多位作家多所稱讚的某大連鎖書店也一樣。

因此對於這本書的各種導讀、賞析，對我們來說都是奢侈的，因為在美麗之島根本沒有這樣的書店存在，我們需要的只是嫉妒和羨慕，人家的五十年前的舊書店做了即使台灣書店龍頭目前打死都做不到的服務和對客人的尊重，因此不管在金碧輝煌的實體夢幻書店，或是書中描繪的夢幻書店門口，我都跌了一大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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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簡單提煉我近三四年來的學習成果，我想最佳的說法是：我學了怎樣看與寫註釋！

註釋，有至少兩種作用，一是進一步說明在文章中提到的任何知識、術語、人名、引言等。因為顧及本文行文流暢的關係，為免旁枝過多導致書寫與閱讀注意力渙散，因此將額外說明的部分以註釋的方式呈現；二是為所使用的引言、術語、知識說明加上出處，以備讀者查詢，間接證明資料來源的確切，表示作者不是信口誇誇而談。所以註釋的出現至少保證了這篇文章一定的可信度，作者有信心地面對讀者的挑戰，同時敢於把自己的書寫來源公布，面對各方讀者的檢視。

這種書寫的態度毋寧是所有做專門研究的人應該要具備的，所以在任何傳授專門知識的學校都該訓練學生做這樣的練習，一邊訓練學生自我學習、搜尋資料的習慣，同時培養正確的知識引用觀念。但是很可惜的，就我個人的求學過程而言，一直要到研究所才開始學怎麼做註釋，怎麼編列參考資料。若說這是我個人的學習背景有問題，要怪就怪我唸書時各級老師訓練得不夠，但我認識的來自國內北中南各地各大學各種學科訓練出身的研究所同學學長姐學弟妹們，幾乎都是到了研究所的時候面對論文書寫的要求，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會做註釋、編參考資料，甚至有些總是選修老師對於論文書寫不甚要求的課程的同學，一直面臨得發表論文時才發現其論文書寫有註釋不明、書目灌水的情形。做註釋編書目的工作有那麼難嗎？其實並沒有，只是在我們的各級教育體制內根本不重視蒐集資料與自我學習的這個工夫。大學教育以前的各級教師培養根本沒有存在這一個項目，當然他們就不會教導學生此種整理知識的態度，研究所以後的學人又一直被普羅排斥或自我關閉在象牙塔內，嚴肅對待知識資料的態度遂變成一種隱藏的能力。

如果注意一下書市中可以找到的書籍，學術專門性的書不談，一般書籍鮮少看到有註釋，有的話也是翻譯書籍較多，本土原創書籍帶有註釋的少之又少。要是再多注意一下幾份報紙的閱讀版面，有關翻譯書籍的評論裡最常看到的負面批評有兩種，翻譯錯誤或生硬，以及刪除原書的註釋和書目。但是為什麼刪除書目及註釋？大部分的書裡面都沒有解釋，除非讀者擁有原文書，不然誰也不知道內容被刪去了什麼。況且本地的讀者都習慣了沒有註釋的閱讀，對於缺乏註釋這件事是一點敏感度也沒有的。當然，這種讀者的不良習慣也是出版媒體所餵養出來的，到現在變成一種怠惰的、輕忽知識的不良習性循環。

有些比較有「良心」一點的編輯，會在編輯說明或是什麼不起眼的地方交代原作中的什麼內容被省略了，或者為什麼被省略，但是這些原因不外乎是：「考慮讀者閱讀的順暢」、「因為這些註釋大都只標明出處而已，並非進一步的解釋」、「註釋內容過於專精，考慮讀者的閱讀需求，故略去」、「註釋部分龐大，多佔成本，為考慮印刷篇幅而省略」等等。我的疑問是，編輯的權力何時膨脹到可以預設（而且是低估）讀者的閱讀態度和求知心態？為什麼編輯可以預設讀者都是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為什麼編輯會以為每一位讀者的閱讀型態都跟他一樣只顧及流暢而不顧及真確？為什麼編輯可以預設讀者都跟他一樣阿Q而不科學？為什麼增加的頁數不反映在價格上，難道壓低的十幾二十元便可以吸引更多的買氣嗎？難道為了浮濫地賣出而罔顧傳播知識的道德嗎？（對不起，我搞錯了，這些人本來便是缺乏出版道德而被罵的，怎麼可以又要求他們擁有出版道德？）不過回頭想想也不應該這麼苛責，畢竟這些編輯也是在我們這個蔑視知識的教育環境培養出來的，要求他們做其接受程度以外的事物根本是緣木求魚。而且編輯的工作這麼耗心操勞，誰還會有傳播知識的理想？！

那一天跟網友聊起出版這件事，雖然我未曾參與過這個行業，也只做過半年多的連鎖書店小行銷企畫，但衝著將近十年買書的經驗，從各種書頁中的訊息、出書的狀況、報紙上閱讀版的消息，其實還是可以收集到很多資訊的。也難怪比我常接觸出版界的網友對於我的戀書資訊感到驚奇，不過我總覺得這是台北人對於南部人的偏見。雖然人不在幾乎所有出版者聚集的台北，其實還是有很多管道可以知道這些訊息，而且身邊的朋友大多精於書籍資訊，從來沒覺得我的這些出版訊息多過他們。

後來，我們就聊到了出版社的編輯。之前他幫朋友在他的BBS板上發出徵人訊息，大家對於此出版社所要求的編輯能耐條件之多感到驚奇，也為他們僅付出的薪水感到悲傷，甚至有人覺得憤怒，有尊嚴被踐踏的感覺。

到底出版社的編輯有什麼樣的作用，大概也很難說清楚，從選書到推書所有的事都要做吧，然而大家注意到的都只是作者，頂多注意到美術編輯而已。出版社的叢書編輯比不上雜誌或報紙的編輯顯眼，社會地位好像也差一截，功用也不甚明顯，甚至有的版權頁上不加標明。實際狀況也可能便是如此，書籍的編輯可發揮的餘地不大，一般書系大都有固定的版型以及編輯方式，能夠發揮新花樣的地方不多，而且文字編輯和美術編輯相比又不起眼許多，被讚美的時間少被罵的時間多。圖片、版型搭配得宜，人家會認為是美編的功勞，但是文字不脫誤、校對正確、剪裁得當卻是文字編輯的基本水準，一有疏忽文字編輯便得挨批。比如說前一個月某一本翻譯書籍便盛傳被大量刪減，大家一股腦起來罵編輯，覺得這編輯低視讀者、不尊重原作。有的時候是翻譯書籍的譯文太差，在罵翻譯者的同時，有時候也把編輯罵進去了，因為不懂得取捨。在很多日本漫畫裡面看到的編輯，負責盯漫畫加、取原稿，跟漫畫家討論作品設定等等，看起來編輯好像都躲在背後做一些庶務工作。不過若是編輯只做這些事情，我也不太會去注意，畢竟我只是一個懶惰的讀者，總得有人做了特別的事我才會看得到，比如我現在要講的這個楊淑慧。楊淑慧是一位編輯，應該說是主編，但她不像前年為皇冠引進哈利波特的朱亞君般有名，也不像郝明義般儼然成為神話。（當然郝先生不是做編輯的工作，但他做了一流主編該做的事，開發了很多觀念和視野）我一直到前幾年才知道這個名字，發現我所喜愛的兩個書系都是她當主編做出來的，一個是皇冠的「三色菫」系列，另一個是剛創業時的元尊出版社。

皇冠的「三色菫」系列是很特別的書系，此系列每一本書的折頁上都寫著介紹：

「三色菫，紅、橙、黃、藍、紫、青，該有的顏色都有了，繽紛、繁華、妍麗便是它的世界。在絢爛的外表背後，三色菫卻性如高節的君子，偏好在冷涼的環境裡綻放幽光。三色菫的英文字是Pansy，源自法文中Pensée一字，又有著思想、思考的意味。

為了把新購得的書擺上書架，只好把看過的舊書給請下來，讓位置給新來的嬌客。牆角的小書架上有一整排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叢系列叢書，不管新舊、看完與否，都被我整齊地依編號排列，聯合文學這一系列的書，近五、六年來品質一直穩定地拔在高處，所以購入的數量也多了，如今卻多到小書架放不下，必須有所取捨。

大書櫃裡看過的書早就被移至到衣櫥裡堆置，架上剩下沒看過的部分。我的習慣是按書系或出版社排列，特別是依書系排列的部分，眼看著相同系列的書因為讀完了，便必須和書架上其他還沒被「寵幸」的兄弟姊妹們分離，我心裡也是極端不忍，但是不這麼做，那些新購入的書籍便無安身之處，就要在房間四處流離失所，心一橫便把這些「舊書」們清理下來，準備送入暗不見天日的衣櫥中。這種殘忍的舉動，怎麼樣也難讓我不跟《楢山櫛考》聯想在一起，唉呀，我親愛的書本們！

從聯合文學小架上清下來14本書，每一本我又從頭翻觸了一遍，要將他們關在暗無天日的衣櫥裡真是捨不得呀。林裕翼的《我愛張愛玲》，記得是大三時讀的，裡面有10篇短篇小說，現在記得的不到一半。當年為〈城市獵人〉這篇描寫原住民生活掙扎的故事所感動，如今再看卻覺得稀鬆平常，甚至有些矯情。林裕翼的小說一向有著同志情感的描寫，但看得出他自己一直很害怕顯現這一種情感模式，但卻又不忍不寫，於是便呈現出近乎自虐的安排，把同志情感壓抑下來，甚至醜化，尋求較為符合主流價值的情感宣洩。他壓抑得很痛苦，身為讀者對他的恐同心理也感到憐惜，更大的壓抑在也是聯合文學出版的其另一本小說《在山上演奏的星子們》中有更具體的展現。這本書只有兩個中長篇〈在山上演奏的星子們〉和〈哈馬星渡船場〉，裡面全都有同志角色，但刻意將敘事者與其拉開，甚至冷眼旁觀他們的情愛掙扎，以他們的痛苦來自瀆、自我警惕，在〈哈馬星渡船場〉裡甚至安排主角努力逼自己愛上一位女生，真的是極度的產不忍睹，啊，「這裡是哪裡？…..你放聲大哭…..」。張大春以大頭春為筆名書寫的《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可謂替聯合文學叢書拉抬可見度的第一本暢銷書，在此之前聯合文學一共出了67本叢書，但沒有一本像這本那樣爆出超高銷售量的。在此之前，我不認識張大春，才剛認識聯合文學不久（我的第一本聯合文學是第99期），也忘記怎樣糊里糊塗在學校的復文書店裡買到這本書，大概和他第一篇便寫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有密切關係，看了之後流連再三，才開始去注意這個小說家。後來續以大頭春之名出版的《我妹妹》、《野孩子》都是書市的暢銷書，從此張大春變成暢銷作家，不過這和他當時主持「談笑書聲」、「縱橫書海」也不無關係（極度懷念他和楊照在節目上針鋒相對的討論）。《我妹妹》比之《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可「艱困」許多，可我也讀了兩次，但到了《野孩子》卻極度令人失望，甚至比不上十多年前蕭颯的《少年阿辛》。面對一片批評之聲，張大春卻將之解讀為，年輕批評家藉批評成名作家以沽名釣譽，我深深對此自我辯護感到不以為然。可是到了《撒謊的信徒》，我卻又對張大春深深拜服，能耙梳這麼多近代史資料，並且賦予觀點，調整小說結構，在虛實之間穿梭，至此對他的懷疑完全解除。《小說稗類》的出現也是出乎我意料，在他尚未於「聯合文學」雜誌刊載時，張大春到學校去演講，提及寫作計畫中要進行小說理論，當時我便問他一個問題，將來會不會因為搞理論搞太多而在創作時綁手綁腳，我提出的例子是當時出版《在海德堡墜入情網》（聯合文學）卻普受抨擊的龍應台。印象中他當然替自己「開脫」，不過他是怎麼說的我卻忘了。後來《小說稗類》的連載卻讓我驚訝，原來這就是他說的小說理論，可與我想像的如卡爾維諾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時報）之流完全不同。還記得是退伍前三個月，在部隊把這本書在一天一章地看完，當時手邊還在準備研究所的考試，暮春準備入夏的季節，穿著汗衫短褲，就著小辦公間的日光燈啜著咖啡，外面是弟兄們嘰嘰喳喳呼來喚去的聲響。不過他的「理論」書寫還是令人感到驚心的，對於他東拿西引卻毫不加出處的作法，有誰有那麼多的功夫一一去查證他是不是又在玩偽知識的玩意兒？

張大春在駱以軍的第一本小說集《紅字團》上這樣推薦：「我簡直不敢說我曾經擔任過他小說課的老師，因為他是天生的小說家。」如此自傲又對學生自信的讚詞。《紅字團》是今年才買的書，從網路書店購得，幸好早了一步，現在已經很難買到了，就如同駱以軍的另一本小說集《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皇冠），早就無法在書市中覓得，每每令我扼腕。駱以軍喜用後設，甚至為自己的後設小說再做後設，牽扯出別的創作關連問題，層次糾結，看得我興味盎然，即使迷糊了卻也有奮力牽扯的快感。

然後便輪到這本我不知該說有沒有看過的書，楊照的《暗巷迷夜》。當年「聯合文學」上刊出楊照的〈往事追憶錄〉（從這篇小說我才知道誰是普魯斯特和《往事追憶錄》（追憶逝水年華）），看了喜歡之餘便到圖書館借了《暗巷迷夜》，從此便愛上這位小說家（當然，此前我是從沒看過他的評論的），和學弟雙雙迷上楊照，還去買之前的《大愛》、《黯魂》…，也買了《暗巷迷夜》回家珍藏，不過這本自己買回來的版本卻沒從頭再看完一遍。許多人在許多媒體上看過很多他的評論，但沒看過楊照的小說是很可惜的，沒看過他的散文和詩也同樣可惜，所以《迷路的詩》我翻了又翻，慟了又慟。書剛出版沒多久我便入伍，在新訓及指揮部受訓時，這本書被我看到紙頁上全是手指的烏痕，紙角被我做記號折了又折，看到後來一翻到篇名便整篇在腦中回憶一遍。到後來，我甚至不敢再翻這本書，因為裡面承載了我剛退出學生身份進入部隊當菜鳥的慘淡心境，彼時身心俱是在分崩離析的階段，從文學院一下子跳到周遭人群嗅不到一絲文字味的環境中，我像是被撕裂了一般，無法想像他們怎能這樣活著，只是呼吸、進食、睡覺。那時我只要一看到有人從背包中抽出一本書，我便感動地趕忙過去搭訕，但往往只是自討沒趣。我驚訝地望著這龐大的一群人，同樣是所謂的大專兵，可是卻和我在學校中交遊的卻那麼地不相似，甚至是面目可憎。一直要到很後來，當兵一年之後我才習慣這樣的局面，不過後來我們部隊裡卻人人習慣在有空時便找本書來看，不管是各種書籍或雜誌，這樣的習慣在我們幾個老兵被調到別的單位支援時，被其他單位側目，連忙來問為何我們都這麼「用功」，這倒是當初我所意料不到的。一年後楊照在人間副刊的「三少四壯集」專欄文章集結成《Cafe Monday》，遊走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之間，裡面也有一篇〈文學評論的ABC〉對其友人批評他《迷路的詩》提出質疑。對於別人的質疑，他和張大春都以不懷好意的角度理解，這實在和他做評論的角色很不相稱。

→ 王盛弘，《一隻男人》，台北：爾雅，2001。


之一

一邊讀鍾明德的台灣後現代小劇場論文，一邊啃著王盛弘的一篇篇美麗卻破碎的愛情文章，把學術研究和個人情感擺在一起，生活理的我的兩個支柱呀，卻是這麼地南轅北轍，碰撞如詹明信所講的後現代徵狀的精神分裂。精神分裂變成破解現代性單一獨言的利器，每個人都是1/24個比利嗎？

讀王盛弘，突然讓我想起《甜鋼琴》的孫梓評，一般地美麗，一般我不敢奢望。只是孫小弟不斷地掩蓋、抽離、破解，王盛弘卻是挖掘、確認、流連；年輕的無法承擔、成形，老成的不信承諾、永恆。

→ 郭箏，《如煙消逝的高祖皇帝》，台北：食貨，1994。


終於還是忍不住把郭箏這本《如煙消逝的高祖皇帝》再拿出來看，當年這部小說是參加第一屆時報百萬小說獎的，我個人的意見是：即使比不過《荒人手記》，好歹也得把《沈默之島》幹掉。當然，這純粹是個人喜好，《沈默之島》看完我便收攏歸檔消失，《荒人手記》和《如煙消逝的高祖皇帝》卻三番兩次複習。

忘了是誰評論張貴興，說他是一位被讀者忽略的優秀小說家，一如anarchichi偏好的林宜澐般地被忽略，郭箏也是我認為被讀者忽略的好小說家。《如煙消逝的高祖皇帝》、《鬼呀！師父》、《龍虎山水寨》等作品，光看書名便不是與《賽蓮之歌》、《人人愛讀喜劇》一般的文學高檔化，不過這應該算是郭箏的手段，從書名、敘述語調入手拉攏讀者，這其實也和他擔任電影、電視編劇有關（如《去年冬天》、《匪諜大亨》）。當然，被忽略的好小說家打有文字以來便不勝計數，只是一位以開發大眾文學閱讀為志的小說家來說，被大眾忽略無以比張貴興般的被忽略更加具有悲劇性，郭箏作品的大眾性也許是我自己掰出來的。說實在的，除了重讀的《如煙消逝的高祖皇帝》之外，上述的5部作品中《龍虎山水寨》我買了很久還沒看，其他的都早已湮滅在我不太靈光的腦袋裡。甚至這兩天我還在懷疑《上帝的骰子》這本書，我是向圖書館借來看的呢？還是買的然後不知丟到哪裡去了？我唯一確定的是我看過這本書，特別是對那篇後來被何平拍成電影的，改名為《十八》的同名短篇〈上帝的骰子〉印象深刻。如此找不到喜歡的小說版本，忘了它的存在，和我一直買不到已經絕版的《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同樣可憐（實在是〈降生十二星座〉大開我眼界），《龍虎山水寨》當年也是在我一看到郭箏之名便下手自書店攜回供奉至今，而我對郭箏的「信任」絕大的功勞要記載《如煙消逝的高祖皇帝》頭上。

一開始這本小說便擺明了是來氣死所有相信正史書寫的人，作者甚至說，唯二好的史書只有《史記》和《三國演義》兩本。沒錯，是《三國演義》而不是陳壽的《三國志》。《史記》相當程度的也是小說化的書寫，不然你以為太史公事怎麼寫完由皇帝到漢武帝的「故事」？或是張大春特別挑明白出來說的—到底誰目擊且親耳聽聞了項羽烏江畔自刎前的喃喃自語？所以，郭箏在提出《史記》和《三國演義》時同時和四史中的其他三部作品抱歉，說它們「很好，但不夠好」，這並不是血統純正便可以的。一方面揶揄了打四史以致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以來的官史系統，認為他們只是仗著官家敘述的霸權而被膜拜，一如書中主角紀錄李自成實錄的郭某人常說的：他也可以如以往史書所寫的某某誕生時天有異光，或者是斬白蛇起義，或是被打敗時一律以「忽然西方忽起一陣焚風刮向我軍...」（但實際上是李自成軍隊被明軍火器所敗， 但李自成認為洋人火器的不入留而要求改成以往的史書寫法，同時也把以往出現如此寫法的正史記載全部一起拖下水）；或者是郭某人在李自成釁兵當初寫下「順高祖之數妻嘗數偷人」，而且當初李自成看了記載還說「女人偷漢子，這很普通嘛...」不以為意，卻在幾年後揮軍入北京之後開始要求郭某人把這一段刪掉，因為「那時他媽的誰曉得我會當皇帝」，一股腦把所有正自《漢書》以後的史書地位全部打落，甚至不如一本小說的威力。小說可以幫忙打仗、布軍（李自成嗜讀的《水滸傳》），甚至顯而易見地可以預測未來的世局（李自成讀《水滸傳》而多爾袞讀《三國演義》），但官史只是他媽的一堆虛偽的屁話和謊話。郭箏想顛覆的野心極度龐大，將男女關係、階級鬥爭、經濟結構的類學術性分析都擺入小說中，以康熙時代不可能出現的分析系統大大嘲諷歷史書寫以及未來（指康熙以後的三百年間），一再重覆的類學術書寫架構一再拉開歷史距離和閱讀的縫合感，不是那麼地掉書袋卻又讓人覺得貼切無比，在書寫的同時一再質疑書寫，也質疑書寫者的居心，也質疑約定俗成的解讀方式。更有趣的是郭箏將小說中的古代事物以現代語言解釋之後，書頁中的插圖照片又再度將其嬉笑怒罵了一遍，例如他寫到李自呈投效官軍時繳滅的盜匪數目時提到這些被剿的盜匪數目，是以每寨二十人平均算出的總數，「詳見『全國匪寇志』，崇禎十七年文淵閣銅活字本，初版第十九刷」，隔頁的附圖是一本書，上貼「全國民意代表通訊錄」的字樣，附圖說明是：「此書原名『全國匪寇志』，後來不知為何改成了現在這個可笑的名字，原因不明，待考」，質疑官方書寫，質疑學術論文書寫，也質疑現代的政治狀況。

應該是大一時吧，我騎單車逛遍了市內好幾家書店，終於在某家專賣童書和青少年書籍的書店找到侯文詠的《頑皮故事集》，但遺憾的是，那天我還是空手而回。因為那一本書收錄在九歌出版社一系列兒童／青少年小說裡面，而此系列的書都是四本一套不可分售的。這一系列的小說，很多在我國小及國中時便在《中華日報》的每週「中華兒童」版上看過，其中當然包括一系列的侯文詠「頑皮故事集」。

根據侯文詠在《頑皮故事集》後記裡的說法，這些每週見報的幽默文章，是他當兵時被《中華日報》編輯吳涵碧逼稿成篇。這些文章在我的成長經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算是我極少量的童年閱讀經驗理重要的記憶。當時在「中華兒童」上頭看過的文章，例如改編自E. B. White《夏綠蒂的網》的《神豬妙網》，或是描述豐田汽車創業主的《白手起家的豐田》，或是後來被拍成電影的《巧克力戰爭》，這些小說幾乎全都在九歌出書，同樣一個系列，四本一個紙盒套裝著不可分售。以國、高中時我的財力根本買不起這樣的「套書」，而且我也只想買侯文詠的作品，而不想把其他已經看過的三本抱回家。

一直到了1992年，侯文詠第二部分的頑皮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名為《淘氣故事集》，一出版隨即熱賣，連帶帶動以往侯文詠在希代出版社出版的《七年之愛》、《誰在遠方哭泣》（此二者後來被侯文詠收回節選成一本短篇小說集，由皇冠出版），以及圓神的《離島醫生》、《城市點滴》等書的買氣，也預示了往後《大醫院小醫師》、《親愛的老婆》等書的瘋狂暢銷，使得侯文詠當時在出版界盛傳一年有上千萬的版稅收入（未獲證實）。同時也使得他由以往得獎無數的嚴肅文學作家變成暢銷的普羅作家，也使得侯文詠的作品，特別是小說，失去了被認真看待的機會。剛要上大一的我買的了剛出版的《淘氣故事集》之後，決定去尋找充滿我童年記憶的《頑皮故事集》，只是這些兒童套書在一般書店均不見陳售，雖然在報端一直有郵購的廣告出現，但我想碰碰運氣，能不能在零售書店只買一本，而不買其他三本。後來雖然沒法拆套購買，但因為《淘氣故事集》的暢銷，使得九歌不久後單獨把這一冊《頑皮故事集》交由子公司健行文化出版，要買到這一本後來也是瘋狂暢銷的書便極為簡單了。

當然，買書變簡單了，看書的人也多了，作者的荷包也開始滿了，批評家的眼光也開始不屑了。這在台灣似乎是不變的道理，永遠有跟流行的一大群人，也永遠有反流行的一小群主導評論的人。

可我每每翻出侯文詠早期的文學創作，被感動到眼眶泛紅是家常便飯的事，被認為是通俗媚俗的作品能有此種功力？能在煽情與理想間拿捏穩當，能以歡笑包裝悲劇，使喜鬧同樣具有悲劇的震撼深度，讓歡笑與淨化（catharsis）共冶一爐，這樣的作品怎能夠不加探討？下這樣褒獎太誇張了是吧？一點也不夠學術化是吧？！可我一直是這麼看待侯文詠早期的文學創作的，那是真正具有靈魂與理想的大治者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