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汀(Mikhail M. Bakhtin)的文學理論有三個重要成就,他提出了複調小說、梅尼普斯諷刺(Menippean Satire)、狂歡節三種批評理論。這三種批評理論都是巴赫汀在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時提出來的,複調小說是指小說內不只是單一的論點呈現,而在杜斯妥也夫斯基漫長的人物自我辯證中交雜不同的意見交鋒,以呈現人物的思索困頓與價值觀的變異。梅尼普斯諷刺則是重新挖掘古希臘犬儒派哲學家梅尼普(Menippus)所善用的文體加以命名,這種文體展現出來的特色,經巴赫汀歸納出來有幾種:比「蘇格拉底式對話」(Socratic dialogue)更著重詼諧的成分,具有極大的自由進行情節和哲理的虛構,創造出異乎尋常的境遇以考驗真理,擁有自由的幻想與象徵將貧民自然主義(slum naturalism)的粗鄙融合起來,將大膽的虛構及幻想與對世界敏銳的觀察結合在一起,以不尋常的角度進行觀察,描述精神錯亂等異常的心理狀態,鬧劇、古怪場面、詭異演說、違背常理的行動等都常出現在梅尼普諷刺裡,充斥鮮明的對比和矛盾組合,包含烏托邦的成分,廣泛採用各種不同的文體插入,由異種文體插入而發展出多體式、多情調的特色,同時具有現實的政論性,等等幾種特色。

梅尼普諷刺的特色最後也導致狂歡節性質,巴赫汀狂歡節的理論主要是在研究拉伯雷的《巨人傳》時提出的,把民間每年一度的狂歡節(嘉年華)模式挪來做文化研究。狂歡節的主要特色是民俗文化挑戰上層的菁英文化,與菁英文化達成對話,同時在狂歡節期間是沒有任何禁忌的,崇尚身體慾望的放縱,對道德理法的鄙視,肆無忌憚地嘲弄以往的任何禁忌。台灣的扣應節目就像是狂歡節一樣,任何人撥電話進去肆無忌憚地批評,可以不必管任何言論的限制,任意地暢所欲言,似乎這就是台灣民主的表現。但是狂歡節是有一定的期限的,時間一過,大家還是要乖乖地回到原有的體制;而且,狂歡節所展現出來的俗民精神,雖然表現了民間的動力,但是被權力體制長期豢養的百姓是沒有任何思考反省的能力的,即使在狂歡節也只是反射地重複被豢養出來的意識型態。更可怕的是在狂歡節時因為理法的鬆弛而對若是群裡肆無忌憚地嘲弄與詆毀,於是性工作者、婦女、同性戀等等與主流父權價值觀背道而馳的想法,都被縱容地嘲笑與詆毀。

我們也在扣節目裡看到同樣的現象,每一個人都肆無忌憚地提出自己的批評,而這些批評都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見不到自身的盲點與缺失,完全狂歡節式的肉體是衝動而不是理智的思考。更嚴縱的是狂歡節體現了統治者的施政手腕,在每年固定的時間開放任百姓抒解平日在制度內不敢抗議的怨氣,反正自己大權在握兩三天內被老百姓罵一罵不算什麼(但其他弱勢族群卻更加慘烈),反正宣洩了老百姓的怨氣,過了狂歡節之後因為經過這一段宣洩作用(就是古典悲劇那種宣洩作用catharsis,所以布萊希特不滿悲劇被當作統治者的工具便是在此。)老百姓便會更加好管理,於是老百姓在扣應節目上吐完苦水之後,心裡面得到宣洩了,日常的生活便不會亂來。這種看似民主的機制其實是極權統治者喜愛的,況且台灣的扣應節目在本土化及民粹兩種主流之下,更加崇尚不反省的反射式「人民的聲音」。而台灣的選舉更是狂歡節的具體表現,選舉時一切以老百姓頭家為主,一切阿諛奉承買票的話隨便出口,批評的話則是一句不敢言,以免選不上。老百姓爽到的也只是競選其間被拍的馬屁與小惠,但是只要有爽到就好,這種宣洩可以撐到下一次選舉。

這種反智排斥學養的民主民粹是台灣30年來發展教育的成果,也是百姓被政治人物豢養成不加自省最佳模式。我們見到社會普遍的反智傾向,所以對於所謂知識經濟只是表面化的口號也不必感到太驚訝了,對於台灣的沈淪也不必感到太無辜,反正就是這個樣子,改也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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