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簡單提煉我近三四年來的學習成果，我想最佳的說法是：我學了怎樣看與寫註釋！
註釋，有至少兩種作用，一是進一步說明在文章中提到的任何知識、術語、人名、引言等。因為顧及本文行文流暢的關係，為免旁枝過多導致書寫與閱讀注意力渙散，因此將額外說明的部分以註釋的方式呈現；二是為所使用的引言、術語、知識說明加上出處，以備讀者查詢，間接證明資料來源的確切，表示作者不是信口誇誇而談。所以註釋的出現至少保證了這篇文章一定的可信度，作者有信心地面對讀者的挑戰，同時敢於把自己的書寫來源公布，面對各方讀者的檢視。
這種書寫的態度毋寧是所有做專門研究的人應該要具備的，所以在任何傳授專門知識的學校都該訓練學生做這樣的練習，一邊訓練學生自我學習、搜尋資料的習慣，同時培養正確的知識引用觀念。但是很可惜的，就我個人的求學過程而言，一直要到研究所才開始學怎麼做註釋，怎麼編列參考資料。若說這是我個人的學習背景有問題，要怪就怪我唸書時各級老師訓練得不夠，但我認識的來自國內北中南各地各大學各種學科訓練出身的研究所同學學長姐學弟妹們，幾乎都是到了研究所的時候面對論文書寫的要求，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會做註釋、編參考資料，甚至有些總是選修老師對於論文書寫不甚要求的課程的同學，一直面臨得發表論文時才發現其論文書寫有註釋不明、書目灌水的情形。做註釋編書目的工作有那麼難嗎？其實並沒有，只是在我們的各級教育體制內根本不重視蒐集資料與自我學習的這個工夫。大學教育以前的各級教師培養根本沒有存在這一個項目，當然他們就不會教導學生此種整理知識的態度，研究所以後的學人又一直被普羅排斥或自我關閉在象牙塔內，嚴肅對待知識資料的態度遂變成一種隱藏的能力。
如果注意一下書市中可以找到的書籍，學術專門性的書不談，一般書籍鮮少看到有註釋，有的話也是翻譯書籍較多，本土原創書籍帶有註釋的少之又少。要是再多注意一下幾份報紙的閱讀版面，有關翻譯書籍的評論裡最常看到的負面批評有兩種，翻譯錯誤或生硬，以及刪除原書的註釋和書目。但是為什麼刪除書目及註釋？大部分的書裡面都沒有解釋，除非讀者擁有原文書，不然誰也不知道內容被刪去了什麼。況且本地的讀者都習慣了沒有註釋的閱讀，對於缺乏註釋這件事是一點敏感度也沒有的。當然，這種讀者的不良習慣也是出版媒體所餵養出來的，到現在變成一種怠惰的、輕忽知識的不良習性循環。
有些比較有「良心」一點的編輯，會在編輯說明或是什麼不起眼的地方交代原作中的什麼內容被省略了，或者為什麼被省略，但是這些原因不外乎是：「考慮讀者閱讀的順暢」、「因為這些註釋大都只標明出處而已，並非進一步的解釋」、「註釋內容過於專精，考慮讀者的閱讀需求，故略去」、「註釋部分龐大，多佔成本，為考慮印刷篇幅而省略」等等。我的疑問是，編輯的權力何時膨脹到可以預設（而且是低估）讀者的閱讀態度和求知心態？為什麼編輯可以預設讀者都是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為什麼編輯會以為每一位讀者的閱讀型態都跟他一樣只顧及流暢而不顧及真確？為什麼編輯可以預設讀者都跟他一樣阿Q而不科學？為什麼增加的頁數不反映在價格上，難道壓低的十幾二十元便可以吸引更多的買氣嗎？難道為了浮濫地賣出而罔顧傳播知識的道德嗎？（對不起，我搞錯了，這些人本來便是缺乏出版道德而被罵的，怎麼可以又要求他們擁有出版道德？）不過回頭想想也不應該這麼苛責，畢竟這些編輯也是在我們這個蔑視知識的教育環境培養出來的，要求他們做其接受程度以外的事物根本是緣木求魚。而且編輯的工作這麼耗心操勞，誰還會有傳播知識的理想？！
其次是讀者的問題，雖然我很想用理想化的態度來認為每一位讀者都是具有強烈的求知慾望，但事實不是如此，許多人看書是為了消遣與休閒。但話說回來，要求輕鬆閱讀的讀者可以選擇輕鬆消耗性的書籍，難道將較嚴肅的書去除註釋便可以偽裝成休閒性書籍而多賣幾本嗎？當然是不行的，閱讀輕鬆取向的讀者不會去買這些書，然而對嚴肅書籍有興趣的讀者卻有可能對於資料來源的不明感到不安。即使註釋會破壞閱讀順暢，即使其所標註的來源多是外文書籍，讀與不讀註釋都是讀者自身的選擇，他可以不理會註釋繼續閱讀內文，也可以完全不予理會出處或進一步的說明，但是讀與不讀是讀者的權利，不容編輯剝奪，不容編輯自以為是地替讀者「著想」。
還有一個想法是，有註釋會增加書籍的學術性，而學術是票房毒藥。在一個蔑視知識傳承的反智環境裡，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種環境的造成又是因為教育和出版傳播者的責任，結果又回到前面所提到的不良循環。所以我們會看到有些文學雜誌會在刊登較有知性的文章時，即使作者以引號做了很多資料來源的夾註，編者還是硬生生把註釋和參考書目砍去，讓所有想知道作者只提到人名和年代的那本書是哪一本時無所依歸，而編輯只加一句「原文附註釋及參考資料省略」，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任何道理。
最近出版的《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Pekka Himanen著，大塊文化）則呈現了另一種有趣的作法。在書前有一篇「中文版編輯說明」解釋這本書對於翻譯和註釋的作法，其中編輯還是不能免俗地提到：
「本書附有大量的註釋，這些註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用於解釋或補充正文，一類是註明引用文字的出處。如果把全部的註釋都翻譯刊出，勢必會大幅增加中譯本的頁數；而且因為引用的文獻全屬外文資料，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實用性並不高。
「兩相權衡之下，我們採取一個折衷的作法：凡屬解釋性質的註釋仍全數譯出，至於註明出處的則另移到網站，有意深入研究的讀者可自行前往查閱。網址是：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from/05/htm」（頁7）
對於這樣的作法，不免要批評編輯這一句「而且因為引用的文獻全屬外文資料，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實用性並不高」的心態，實在是低估讀者自作主張（難道是以為依賴中文譯本的讀者便不會去查外文資料嗎？）但至少人家考慮過這個問題，而且是認真地想要解決問題而非視而不見，雖然把那些只有出處的註釋刊出多不了幾頁。可另一方面卻暗自佩服編輯的考慮，實在是為了已經涉足網路媒體的大塊文化自傳統媒體拉攏客戶。我好奇的是，若是沒有網路這個媒體，到底編者會怎樣對待這些「實用性不高的外文出處」。
我也想到我很喜愛的張大春的《小說稗類》（兩冊）。張大春在書寫這些關於小說研究（或說是小說主體性的追尋）的篇章時，古今中外的各種資料信手拈來，左徵右據前引後括目不暇給的龐大資料紛紛出現，但是我們僅看到作者寫這是誰的話，或是出自哪一本書，卻完全看不到詳細的引出頁數、版本、年代，讓讀者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他，因為這麼大的資料沒有出處實在無法一一自行查證，只能怨太自己念的書沒有作者多。不過倒不是我對於張大春不夠「信任」，畢竟他的「前科累累」，據說在《撒謊的信徒》裡面虛構了《聖經》的引文（因為我不是信徒也無心查起），《本事》裡面多的是偽知識的操弄，也因此不能怪我不夠信任作者了。況且對於求知的態度沒有所謂信不信任的問題，這幾年還不是很多備受信任的學者爆出論文抄襲的醜聞，努力嚴謹地對待引用的知識才是根本的信任。
每次談到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許多異象時，我總是以很犬儒的態度來批評，但除了鄙夷地嘲笑之外，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力可以出，更可能我的這些嘲笑也會被認為太過學術，即使我沒有在這篇文章加上任何註釋，也只會針對前引文寫一個引用書目而已。但這就是我們的無知反智情狀，這種現象的來源很多，來自於無註的無知僅是其中一種，但也是很根本很難突破的一種。
→Himanen, Pekka 著，劉瓊云 譯，《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台北：大塊文化，2002。
註釋，有至少兩種作用，一是進一步說明在文章中提到的任何知識、術語、人名、引言等。因為顧及本文行文流暢的關係，為免旁枝過多導致書寫與閱讀注意力渙散，因此將額外說明的部分以註釋的方式呈現；二是為所使用的引言、術語、知識說明加上出處，以備讀者查詢，間接證明資料來源的確切，表示作者不是信口誇誇而談。所以註釋的出現至少保證了這篇文章一定的可信度，作者有信心地面對讀者的挑戰，同時敢於把自己的書寫來源公布，面對各方讀者的檢視。
這種書寫的態度毋寧是所有做專門研究的人應該要具備的，所以在任何傳授專門知識的學校都該訓練學生做這樣的練習，一邊訓練學生自我學習、搜尋資料的習慣，同時培養正確的知識引用觀念。但是很可惜的，就我個人的求學過程而言，一直要到研究所才開始學怎麼做註釋，怎麼編列參考資料。若說這是我個人的學習背景有問題，要怪就怪我唸書時各級老師訓練得不夠，但我認識的來自國內北中南各地各大學各種學科訓練出身的研究所同學學長姐學弟妹們，幾乎都是到了研究所的時候面對論文書寫的要求，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會做註釋、編參考資料，甚至有些總是選修老師對於論文書寫不甚要求的課程的同學，一直面臨得發表論文時才發現其論文書寫有註釋不明、書目灌水的情形。做註釋編書目的工作有那麼難嗎？其實並沒有，只是在我們的各級教育體制內根本不重視蒐集資料與自我學習的這個工夫。大學教育以前的各級教師培養根本沒有存在這一個項目，當然他們就不會教導學生此種整理知識的態度，研究所以後的學人又一直被普羅排斥或自我關閉在象牙塔內，嚴肅對待知識資料的態度遂變成一種隱藏的能力。
如果注意一下書市中可以找到的書籍，學術專門性的書不談，一般書籍鮮少看到有註釋，有的話也是翻譯書籍較多，本土原創書籍帶有註釋的少之又少。要是再多注意一下幾份報紙的閱讀版面，有關翻譯書籍的評論裡最常看到的負面批評有兩種，翻譯錯誤或生硬，以及刪除原書的註釋和書目。但是為什麼刪除書目及註釋？大部分的書裡面都沒有解釋，除非讀者擁有原文書，不然誰也不知道內容被刪去了什麼。況且本地的讀者都習慣了沒有註釋的閱讀，對於缺乏註釋這件事是一點敏感度也沒有的。當然，這種讀者的不良習慣也是出版媒體所餵養出來的，到現在變成一種怠惰的、輕忽知識的不良習性循環。
有些比較有「良心」一點的編輯，會在編輯說明或是什麼不起眼的地方交代原作中的什麼內容被省略了，或者為什麼被省略，但是這些原因不外乎是：「考慮讀者閱讀的順暢」、「因為這些註釋大都只標明出處而已，並非進一步的解釋」、「註釋內容過於專精，考慮讀者的閱讀需求，故略去」、「註釋部分龐大，多佔成本，為考慮印刷篇幅而省略」等等。我的疑問是，編輯的權力何時膨脹到可以預設（而且是低估）讀者的閱讀態度和求知心態？為什麼編輯可以預設讀者都是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為什麼編輯會以為每一位讀者的閱讀型態都跟他一樣只顧及流暢而不顧及真確？為什麼編輯可以預設讀者都跟他一樣阿Q而不科學？為什麼增加的頁數不反映在價格上，難道壓低的十幾二十元便可以吸引更多的買氣嗎？難道為了浮濫地賣出而罔顧傳播知識的道德嗎？（對不起，我搞錯了，這些人本來便是缺乏出版道德而被罵的，怎麼可以又要求他們擁有出版道德？）不過回頭想想也不應該這麼苛責，畢竟這些編輯也是在我們這個蔑視知識的教育環境培養出來的，要求他們做其接受程度以外的事物根本是緣木求魚。而且編輯的工作這麼耗心操勞，誰還會有傳播知識的理想？！
其次是讀者的問題，雖然我很想用理想化的態度來認為每一位讀者都是具有強烈的求知慾望，但事實不是如此，許多人看書是為了消遣與休閒。但話說回來，要求輕鬆閱讀的讀者可以選擇輕鬆消耗性的書籍，難道將較嚴肅的書去除註釋便可以偽裝成休閒性書籍而多賣幾本嗎？當然是不行的，閱讀輕鬆取向的讀者不會去買這些書，然而對嚴肅書籍有興趣的讀者卻有可能對於資料來源的不明感到不安。即使註釋會破壞閱讀順暢，即使其所標註的來源多是外文書籍，讀與不讀註釋都是讀者自身的選擇，他可以不理會註釋繼續閱讀內文，也可以完全不予理會出處或進一步的說明，但是讀與不讀是讀者的權利，不容編輯剝奪，不容編輯自以為是地替讀者「著想」。
還有一個想法是，有註釋會增加書籍的學術性，而學術是票房毒藥。在一個蔑視知識傳承的反智環境裡，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種環境的造成又是因為教育和出版傳播者的責任，結果又回到前面所提到的不良循環。所以我們會看到有些文學雜誌會在刊登較有知性的文章時，即使作者以引號做了很多資料來源的夾註，編者還是硬生生把註釋和參考書目砍去，讓所有想知道作者只提到人名和年代的那本書是哪一本時無所依歸，而編輯只加一句「原文附註釋及參考資料省略」，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任何道理。
最近出版的《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Pekka Himanen著，大塊文化）則呈現了另一種有趣的作法。在書前有一篇「中文版編輯說明」解釋這本書對於翻譯和註釋的作法，其中編輯還是不能免俗地提到：
「本書附有大量的註釋，這些註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用於解釋或補充正文，一類是註明引用文字的出處。如果把全部的註釋都翻譯刊出，勢必會大幅增加中譯本的頁數；而且因為引用的文獻全屬外文資料，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實用性並不高。
「兩相權衡之下，我們採取一個折衷的作法：凡屬解釋性質的註釋仍全數譯出，至於註明出處的則另移到網站，有意深入研究的讀者可自行前往查閱。網址是：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from/05/htm」（頁7）
對於這樣的作法，不免要批評編輯這一句「而且因為引用的文獻全屬外文資料，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實用性並不高」的心態，實在是低估讀者自作主張（難道是以為依賴中文譯本的讀者便不會去查外文資料嗎？）但至少人家考慮過這個問題，而且是認真地想要解決問題而非視而不見，雖然把那些只有出處的註釋刊出多不了幾頁。可另一方面卻暗自佩服編輯的考慮，實在是為了已經涉足網路媒體的大塊文化自傳統媒體拉攏客戶。我好奇的是，若是沒有網路這個媒體，到底編者會怎樣對待這些「實用性不高的外文出處」。
我也想到我很喜愛的張大春的《小說稗類》（兩冊）。張大春在書寫這些關於小說研究（或說是小說主體性的追尋）的篇章時，古今中外的各種資料信手拈來，左徵右據前引後括目不暇給的龐大資料紛紛出現，但是我們僅看到作者寫這是誰的話，或是出自哪一本書，卻完全看不到詳細的引出頁數、版本、年代，讓讀者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他，因為這麼大的資料沒有出處實在無法一一自行查證，只能怨太自己念的書沒有作者多。不過倒不是我對於張大春不夠「信任」，畢竟他的「前科累累」，據說在《撒謊的信徒》裡面虛構了《聖經》的引文（因為我不是信徒也無心查起），《本事》裡面多的是偽知識的操弄，也因此不能怪我不夠信任作者了。況且對於求知的態度沒有所謂信不信任的問題，這幾年還不是很多備受信任的學者爆出論文抄襲的醜聞，努力嚴謹地對待引用的知識才是根本的信任。
每次談到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許多異象時，我總是以很犬儒的態度來批評，但除了鄙夷地嘲笑之外，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力可以出，更可能我的這些嘲笑也會被認為太過學術，即使我沒有在這篇文章加上任何註釋，也只會針對前引文寫一個引用書目而已。但這就是我們的無知反智情狀，這種現象的來源很多，來自於無註的無知僅是其中一種，但也是很根本很難突破的一種。
→Himanen, Pekka 著，劉瓊云 譯，《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台北：大塊文化，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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