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前往蘭嶼的前一晚，我都還是舉棋不定，到底要不要把CD帶去給建年簽名？雖然我不算是電視上常看到的那些做出在機場迎接、守候，在高速公路上飛車追趕、攔截，在飯店門口徘徊、守候，提前兩星期到演唱會場排隊、守夜的可怕歌迷，但是我仍有小小的迷哥迷姐情懷（所以我年紀還不算大），也有一點小小的虛榮心。
因此在適當的情況之下，有機會我還是會找喜歡的歌手、作家、藝術家簽名，雖然簽過名的書或唱片並不能就此有如被加持過後增加某些神力，也不會因為得到簽名便會更加喜愛此歌手或作家（本來就是喜歡為因簽名是果的），但總感覺簽名好比是得到對方親自授權的感覺，也讓對方知道自己是多麼喜歡他/她的作品（所以必須是非常喜歡的創作者我才考量去索取簽名），這也是代表做為一個欣賞者對於創作者肯定。
即使是這樣千思百慮，終究我還是決定不帶唱片到蘭嶼去。這並不是表示我不欣賞建年（有可能嗎？不欣賞他，那可欣賞的幾希矣），也不是因為唱片包裝太大不易攜帶（是的，角頭音樂唱片我一定都是挑大封面的版本購買），至少我還可以只帶CD片去讓建年簽名。
而是我想到建年都已經避媒體躲歌迷「逃」到蘭嶼去了，總不好再去當個騷擾的歌迷；而且我這次是去幫忙做研究報導的，至少應該保持一點點學術上的客觀距離（一講到學術，我就得假正經一下囉），應該要有一個研究者的客觀態度。因此我便割捨掉千百個建年「授權」給我這個聽者的盼望，也放棄了表達我對建年「肯定」的機會。坐上很難訂得到位置的小飛機（就不要問我為什麼很難訂得到位置了，大家去試看看就知道），一顆心捧上捧下地終於安然降落蘭嶼，建年介紹的民宿老闆胡先生已經在機場等候我們了。此次我們一行共三人，我、雷克斯、以及來做關曉榮紀實攝影田野調查的安娜琦琦大姊頭。
出了機場坐上接我們的車時我就開始為自己的偷懶感到懊惱，頓時驚覺我怎麼可以一點都沒準備便來到這裡，一路上聽大姊頭問來載我們的先生當地情況，我對其中所提到的「紅頭」、「東清」等地名完全陌生，當時僅能聽出讀音，連要怎麼寫都不知道。結果這種完全不瞭解當地的觀光客情緒，甚至是漢族對達悟族的殖民愧疚，就這一直盤旋在往後幾天的情緒中。
後來我在想，我這樣的情緒是不是平常都難以發現，即使在面對台灣本島上的各族原住民時，卻因為整個大環境的關係而被忽略，一直要到這個被海隔絕的小島上，才體會到平常所體察不出來的思緒。對蘭嶼達悟人的此般情緒，也在第一天晚上與建年聊天時，自我們談的音樂與生活中漸漸地漫生出來。
抵達的第一天傍晚，終於等到建年出現，他對我們真的來到蘭嶼這件事還是感到微微的驚奇，似乎之前他都以為他對雷克斯的「勸阻」是有效的。他北上錄音時答應讓雷克斯來採訪，可是期間還是屢屢笑著勸阻還是不要去比較好，這種勸阻想當然爾是徒然，一旦建年難得答應了，我們就好像拿到各種通關令牌一樣趕辦各種手續前往蘭嶼。
接著建年帶著我們到朋友開的餐廳晚餐，雖然我是第一次接觸到建年，但因為雷克斯的關係，談話還是很順利地展開，大部分時間我扮演著聆聽者的角度，能不去驚擾到建年，使他察覺我這「陌生人」的存在而感到退縮是最好的，我想我大概是被各種媒體以及雷克斯所傳播的害羞建年印象深深影響著。
那晚走在前往餐廳的沿海闃黑路上，建年談到了他在得獎之後被媒體和群眾所困擾的經驗，對一般歌手來講這是求之不得的曝光、自我宣傳機會（當然狗仔隊除外啦），可是對建年來說卻是讓他在這兩年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怕境遇。
建年說他的身份是一個基層員警，大部分的時間都執勤，一旦大家以不一樣的眼光看待他時，便會使得他的工作執行起來備加困難。相信大家都在建年與巴奈的《勇士與稻穗》演唱會專輯中聽到他講的笑話（此笑話的大意就是，當建年抓到違規的民眾，對方便說：「噯，我有買你的CD喔！」），但是笑話背後卻是一個必須遵守執行勤務規範小警察的無奈心聲。
連前一陣子蘭嶼反核的事件中，電視台記者看到執勤中的建年便趕緊把麥克風湊過來：「陳先生，你對這次的事件有什麼看法？」這樣的事件不去訪問抗議的發起人，不去訪問經濟部或台電的人員，卻在現場訪問一個維護秩序的基層員警，有什麼事比這更荒謬、更令當事人感到不安、更令建年對媒體感到畏懼的呢？
用完餐後再散步回到蘭嶼分駐所，我們就著前庭的星空聊天，建年似乎累積了這兩年所受的「不平待遇」忿忿地說：「我不喜歡唱歌的。不喜歡在大庭廣眾面對著許多人唱歌。唱歌本來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幾個朋友大家圍在一起聊到快樂就唱起來，而不是跑到台上正經八百地表演。」「還有人在路上看到我說：『你不是哪個歌星嗎？』歌星！這怎麼會放到我身上？」甚至談到各種人情壓力，身為公務人員，面對長官表演請託有些總是難以推辭，但是這樣的表演又很違背建年自己的意願，實在和他對唱歌的一貫想法相違背的。
既然成名讓他感到如此的困擾，我們便對建年自己對於得到金曲獎這件事有什麼樣的看法。他說，這當然是對自己的一種肯定，而且還是對於原住民、對警察的肯定，特別是後者，當大家現在都對警察的形象存在刻板模式，甚至是負面的評價時，建年認為自己的得獎也讓社會看到警察的不同面貌。
我突然想到，兩年前金曲獎時知道建年是一名警察時我也感到驚訝莫名，為什麼我會感到驚訝呢？為什麼警察便不能會彈吉他會唱歌呢？我是不是也很依賴以職業或某些片面的印象來處理我的認知，這樣的劃分似乎暗示著我把能唱歌、能出唱片的這件事歸類成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生活態度。而音樂本來就該是以一種生活態度的樣貌呈現的。
記得去年聽交工樂隊的生祥講他們到歐洲巡演的經驗，其中最令我動容的是他們在布拉格時，問到的每一個人除了本身的職業工作之外，都還是個業餘的音樂家，都擁有自己擅長的樂器，平常的生活就和這些音樂脫不了關係。
也許在以前我們這塊土地的人們也是這樣的生活著，農餘之暇便是幾個人圍在樹下拉著胡琴唱幾支曲，這是我兩年前跑田調做皮影戲研究時所得的感覺。老藝師們都說以前的看戲觀眾都是來聽戲曲的，還常會有觀眾到後台來指點該怎麼演奏該怎麼唱，而這些藝人也是跟著前輩模仿、學習而來的，也沒有什麼正式的音樂教育，但是在當時的生活樣態之下這都很平常。
時至今日的分工生活已經讓我們失去很多能力，增加很多負擔，連帶把音樂的生活態度給擠掉了，我們已經喪失三千年前十五國風民謠時代那種音樂溝通方式，也沒有客家人那般山歌對答的自在，也不具備原住民以歌曲溝通生活的優美能力。我們似乎要變成一個缺乏音樂的民族了。
夜越來越深，聽著遠方海浪傳來隱隱的拍岸聲，我們談到建年的新專輯。三年前第一次出唱片時建年「惶恐」地認為唱片公司會不會因此而虧錢，這一次他又開始擔心作品不夠好，因為前一張是從高中開始累積下來的作品精華，這次他只有兩年的時間思索新唱片，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做出全新的十首作品，實在讓他再次感到「惶恐」。
不過後來一位建年的朋友跟他說，你就別管時間多久，就你自己的作品看，你還滿意嗎？建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說其實對這些新的作品還是覺得不錯的。
我們在《勇士與稻穗》裡面已經聽過建年做的藍調歌曲，他的新歌還會有各種不同的新樣貌，比如說Basa Nova，比如說他正在計畫中的運用四種母語的〈思想起〉。在後來的幾天裡我們和建年聽著他辦公桌上的一些唱片，一邊聽他說喜歡哪些音樂，也想要來嘗試這些不一樣的類型。
我似乎看到一位吸收力極強的樂手，躍躍欲試地想要試看看不同的地手法與音樂類型，然後摻入自己的風格做出令人驚喜的混血式類型新作。就像我前面說過的對於達悟族後殖民式的愧疚，在音樂上我們也常以被殖民者的角色存在著。
在後殖民理論上，被殖民者脫離殖民宗主國的方式除了回歸自己的傳統之外，便是將殖民者的文化加以混血、變種，殖民國對於其殖民地同樣掌握甚至操控自己文化的模式，但其中卻又加入了他們無法理解的變化時，通常會感到無法捉摸。這些混血變化的部分便是殖民地人民可以反撲的部分，而且比回歸傳統的作法更加有力的（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
因此當建年說到許多人希望他多做一些原住民傳統歌謠，甚至做一整張母語唱片時，他說：「當然傳統式的歌曲是要做啦，但是我更想嘗試各種不一樣的曲風，我覺得音樂不要有這麼多的限制，不要背負太多的使命感。」這讓我覺得我們是不是給予建年太多使命感的壓力，回歸傳統是必要的，但同時這也是很沈重的，而且長此以往會變成一種基本教義式的偏見。
當有人批評阿妹不唱母語歌曲時，或是期待建年或紀曉君唱更多母語歌曲時，是不是也該更細緻地思索一下這些辯證間的難題。非洲裔美國人尤其傳統發展出來而影響全世界的靈魂樂、藍調、嘻哈，其中包含多少後殖民式的混血變化。生活的態度產生音樂，當建年在生活中的文化大都被漢人殖民（而漢人文化又被歐美殖民）時，要他刻意脫離生活而去尋求傳統時，那種傳統式不是也包含了很多的刻意和想像成分，這樣做出來的音樂也就很容易流於空虛了。
講著講著，就越來越嚴肅起來了，聽建年的音樂不就是最讓人欣賞他那自然清新的創作和演唱的嗎？有必要這麼嚴肅嗎？可是當我們對於音樂不嚴肅的時候，就不可能有好的音樂文化出現，也就不可能把音樂當作一種必然的生活態度。
而且像建年的音樂被當作被關注的對象，當作台灣音樂值得仔細觀察的文化現象時，更需要有嚴肅的態度來支持，之後才能夠奢求怎樣輕鬆自在地享受音樂。音樂不只是建築在音符和樂器上頭，更多的音樂成分是建構在一個社會的認識、意識型態、文化結構的。建年的音樂在今天可以被討論、被關注，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待，就不能單單僅只是做表面音樂類型的區別而已，其來源和影響都必須仔細地被關心，不然我們很容易就又把它當作交際應酬場合的背景音樂。
我想到那些建年不得不去的場合，他被當作一個表演的道具，在舞台上他當時的心裡在想些什麼？把音樂當作生活把音樂當作應酬背景的人畢竟是不同國的兩種人呀。
那天我們最後的拍攝，在蘭嶼漂亮山頂上的氣象台訪問，突然幾個遊客上來，認出了建年，建年馬上變得拘謹起來，連吉他都不好意思拿，我們幫他拿著吉他直到遊客下山。這年頭，連自在地唱首歌都是這麼奢侈的一件事嗎？
因此在適當的情況之下，有機會我還是會找喜歡的歌手、作家、藝術家簽名，雖然簽過名的書或唱片並不能就此有如被加持過後增加某些神力，也不會因為得到簽名便會更加喜愛此歌手或作家（本來就是喜歡為因簽名是果的），但總感覺簽名好比是得到對方親自授權的感覺，也讓對方知道自己是多麼喜歡他/她的作品（所以必須是非常喜歡的創作者我才考量去索取簽名），這也是代表做為一個欣賞者對於創作者肯定。
即使是這樣千思百慮，終究我還是決定不帶唱片到蘭嶼去。這並不是表示我不欣賞建年（有可能嗎？不欣賞他，那可欣賞的幾希矣），也不是因為唱片包裝太大不易攜帶（是的，角頭音樂唱片我一定都是挑大封面的版本購買），至少我還可以只帶CD片去讓建年簽名。
而是我想到建年都已經避媒體躲歌迷「逃」到蘭嶼去了，總不好再去當個騷擾的歌迷；而且我這次是去幫忙做研究報導的，至少應該保持一點點學術上的客觀距離（一講到學術，我就得假正經一下囉），應該要有一個研究者的客觀態度。因此我便割捨掉千百個建年「授權」給我這個聽者的盼望，也放棄了表達我對建年「肯定」的機會。坐上很難訂得到位置的小飛機（就不要問我為什麼很難訂得到位置了，大家去試看看就知道），一顆心捧上捧下地終於安然降落蘭嶼，建年介紹的民宿老闆胡先生已經在機場等候我們了。此次我們一行共三人，我、雷克斯、以及來做關曉榮紀實攝影田野調查的安娜琦琦大姊頭。
出了機場坐上接我們的車時我就開始為自己的偷懶感到懊惱，頓時驚覺我怎麼可以一點都沒準備便來到這裡，一路上聽大姊頭問來載我們的先生當地情況，我對其中所提到的「紅頭」、「東清」等地名完全陌生，當時僅能聽出讀音，連要怎麼寫都不知道。結果這種完全不瞭解當地的觀光客情緒，甚至是漢族對達悟族的殖民愧疚，就這一直盤旋在往後幾天的情緒中。
後來我在想，我這樣的情緒是不是平常都難以發現，即使在面對台灣本島上的各族原住民時，卻因為整個大環境的關係而被忽略，一直要到這個被海隔絕的小島上，才體會到平常所體察不出來的思緒。對蘭嶼達悟人的此般情緒，也在第一天晚上與建年聊天時，自我們談的音樂與生活中漸漸地漫生出來。
抵達的第一天傍晚，終於等到建年出現，他對我們真的來到蘭嶼這件事還是感到微微的驚奇，似乎之前他都以為他對雷克斯的「勸阻」是有效的。他北上錄音時答應讓雷克斯來採訪，可是期間還是屢屢笑著勸阻還是不要去比較好，這種勸阻想當然爾是徒然，一旦建年難得答應了，我們就好像拿到各種通關令牌一樣趕辦各種手續前往蘭嶼。
接著建年帶著我們到朋友開的餐廳晚餐，雖然我是第一次接觸到建年，但因為雷克斯的關係，談話還是很順利地展開，大部分時間我扮演著聆聽者的角度，能不去驚擾到建年，使他察覺我這「陌生人」的存在而感到退縮是最好的，我想我大概是被各種媒體以及雷克斯所傳播的害羞建年印象深深影響著。
那晚走在前往餐廳的沿海闃黑路上，建年談到了他在得獎之後被媒體和群眾所困擾的經驗，對一般歌手來講這是求之不得的曝光、自我宣傳機會（當然狗仔隊除外啦），可是對建年來說卻是讓他在這兩年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怕境遇。
建年說他的身份是一個基層員警，大部分的時間都執勤，一旦大家以不一樣的眼光看待他時，便會使得他的工作執行起來備加困難。相信大家都在建年與巴奈的《勇士與稻穗》演唱會專輯中聽到他講的笑話（此笑話的大意就是，當建年抓到違規的民眾，對方便說：「噯，我有買你的CD喔！」），但是笑話背後卻是一個必須遵守執行勤務規範小警察的無奈心聲。
連前一陣子蘭嶼反核的事件中，電視台記者看到執勤中的建年便趕緊把麥克風湊過來：「陳先生，你對這次的事件有什麼看法？」這樣的事件不去訪問抗議的發起人，不去訪問經濟部或台電的人員，卻在現場訪問一個維護秩序的基層員警，有什麼事比這更荒謬、更令當事人感到不安、更令建年對媒體感到畏懼的呢？
用完餐後再散步回到蘭嶼分駐所，我們就著前庭的星空聊天，建年似乎累積了這兩年所受的「不平待遇」忿忿地說：「我不喜歡唱歌的。不喜歡在大庭廣眾面對著許多人唱歌。唱歌本來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幾個朋友大家圍在一起聊到快樂就唱起來，而不是跑到台上正經八百地表演。」「還有人在路上看到我說：『你不是哪個歌星嗎？』歌星！這怎麼會放到我身上？」甚至談到各種人情壓力，身為公務人員，面對長官表演請託有些總是難以推辭，但是這樣的表演又很違背建年自己的意願，實在和他對唱歌的一貫想法相違背的。
既然成名讓他感到如此的困擾，我們便對建年自己對於得到金曲獎這件事有什麼樣的看法。他說，這當然是對自己的一種肯定，而且還是對於原住民、對警察的肯定，特別是後者，當大家現在都對警察的形象存在刻板模式，甚至是負面的評價時，建年認為自己的得獎也讓社會看到警察的不同面貌。
我突然想到，兩年前金曲獎時知道建年是一名警察時我也感到驚訝莫名，為什麼我會感到驚訝呢？為什麼警察便不能會彈吉他會唱歌呢？我是不是也很依賴以職業或某些片面的印象來處理我的認知，這樣的劃分似乎暗示著我把能唱歌、能出唱片的這件事歸類成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生活態度。而音樂本來就該是以一種生活態度的樣貌呈現的。
記得去年聽交工樂隊的生祥講他們到歐洲巡演的經驗，其中最令我動容的是他們在布拉格時，問到的每一個人除了本身的職業工作之外，都還是個業餘的音樂家，都擁有自己擅長的樂器，平常的生活就和這些音樂脫不了關係。
也許在以前我們這塊土地的人們也是這樣的生活著，農餘之暇便是幾個人圍在樹下拉著胡琴唱幾支曲，這是我兩年前跑田調做皮影戲研究時所得的感覺。老藝師們都說以前的看戲觀眾都是來聽戲曲的，還常會有觀眾到後台來指點該怎麼演奏該怎麼唱，而這些藝人也是跟著前輩模仿、學習而來的，也沒有什麼正式的音樂教育，但是在當時的生活樣態之下這都很平常。
時至今日的分工生活已經讓我們失去很多能力，增加很多負擔，連帶把音樂的生活態度給擠掉了，我們已經喪失三千年前十五國風民謠時代那種音樂溝通方式，也沒有客家人那般山歌對答的自在，也不具備原住民以歌曲溝通生活的優美能力。我們似乎要變成一個缺乏音樂的民族了。
夜越來越深，聽著遠方海浪傳來隱隱的拍岸聲，我們談到建年的新專輯。三年前第一次出唱片時建年「惶恐」地認為唱片公司會不會因此而虧錢，這一次他又開始擔心作品不夠好，因為前一張是從高中開始累積下來的作品精華，這次他只有兩年的時間思索新唱片，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做出全新的十首作品，實在讓他再次感到「惶恐」。
不過後來一位建年的朋友跟他說，你就別管時間多久，就你自己的作品看，你還滿意嗎？建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說其實對這些新的作品還是覺得不錯的。
我們在《勇士與稻穗》裡面已經聽過建年做的藍調歌曲，他的新歌還會有各種不同的新樣貌，比如說Basa Nova，比如說他正在計畫中的運用四種母語的〈思想起〉。在後來的幾天裡我們和建年聽著他辦公桌上的一些唱片，一邊聽他說喜歡哪些音樂，也想要來嘗試這些不一樣的類型。
我似乎看到一位吸收力極強的樂手，躍躍欲試地想要試看看不同的地手法與音樂類型，然後摻入自己的風格做出令人驚喜的混血式類型新作。就像我前面說過的對於達悟族後殖民式的愧疚，在音樂上我們也常以被殖民者的角色存在著。
在後殖民理論上，被殖民者脫離殖民宗主國的方式除了回歸自己的傳統之外，便是將殖民者的文化加以混血、變種，殖民國對於其殖民地同樣掌握甚至操控自己文化的模式，但其中卻又加入了他們無法理解的變化時，通常會感到無法捉摸。這些混血變化的部分便是殖民地人民可以反撲的部分，而且比回歸傳統的作法更加有力的（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
因此當建年說到許多人希望他多做一些原住民傳統歌謠，甚至做一整張母語唱片時，他說：「當然傳統式的歌曲是要做啦，但是我更想嘗試各種不一樣的曲風，我覺得音樂不要有這麼多的限制，不要背負太多的使命感。」這讓我覺得我們是不是給予建年太多使命感的壓力，回歸傳統是必要的，但同時這也是很沈重的，而且長此以往會變成一種基本教義式的偏見。
當有人批評阿妹不唱母語歌曲時，或是期待建年或紀曉君唱更多母語歌曲時，是不是也該更細緻地思索一下這些辯證間的難題。非洲裔美國人尤其傳統發展出來而影響全世界的靈魂樂、藍調、嘻哈，其中包含多少後殖民式的混血變化。生活的態度產生音樂，當建年在生活中的文化大都被漢人殖民（而漢人文化又被歐美殖民）時，要他刻意脫離生活而去尋求傳統時，那種傳統式不是也包含了很多的刻意和想像成分，這樣做出來的音樂也就很容易流於空虛了。
講著講著，就越來越嚴肅起來了，聽建年的音樂不就是最讓人欣賞他那自然清新的創作和演唱的嗎？有必要這麼嚴肅嗎？可是當我們對於音樂不嚴肅的時候，就不可能有好的音樂文化出現，也就不可能把音樂當作一種必然的生活態度。
而且像建年的音樂被當作被關注的對象，當作台灣音樂值得仔細觀察的文化現象時，更需要有嚴肅的態度來支持，之後才能夠奢求怎樣輕鬆自在地享受音樂。音樂不只是建築在音符和樂器上頭，更多的音樂成分是建構在一個社會的認識、意識型態、文化結構的。建年的音樂在今天可以被討論、被關注，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待，就不能單單僅只是做表面音樂類型的區別而已，其來源和影響都必須仔細地被關心，不然我們很容易就又把它當作交際應酬場合的背景音樂。
我想到那些建年不得不去的場合，他被當作一個表演的道具，在舞台上他當時的心裡在想些什麼？把音樂當作生活把音樂當作應酬背景的人畢竟是不同國的兩種人呀。
那天我們最後的拍攝，在蘭嶼漂亮山頂上的氣象台訪問，突然幾個遊客上來，認出了建年，建年馬上變得拘謹起來，連吉他都不好意思拿，我們幫他拿著吉他直到遊客下山。這年頭，連自在地唱首歌都是這麼奢侈的一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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