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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詩人趙翼的《題遺山詩》有一常被引用的詩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說明環境與個人遭遇對於創作者的影響,越是窘困的環境越能激發人藉由文學/藝術抒懷的動機與能力。每次一看到這句詩,我第一個便聯想到杜甫,再來就是屈原,然後是李後主,這些詩人的遭遇或是所處的環境是多麼殘破,因而能產生不朽的文學作品。

但回過頭來看,長杜甫十一歲的李白,他似乎都過著較「無憂無慮」的生活,政治上遭逢的困厄也不如杜甫「多采多姿」,李白在作品上對於「國家不幸」的著墨比例也少於杜甫,但李杜齊名,更多人喜愛李白那渾然天成的詩句勝於窮而後工的杜甫作品(這是一般普遍的印象,仔細印證二人的作品恐怕沒有這般簡單可以劃分)。最近見到總統家庭成員因為涉及弊案還想出國去,因被發現而沒去成,實在不得不讓我聯想到以前南美洲紛紛擾擾的各國政局,不斷有獨裁者、總統被推翻、逃亡,因而激發出南美洲豐碩的文學成果,這又像是「國家不幸詩家幸」的例證。可是對比自文藝復興歐洲四、五百年來豐碩的藝術成果,活絡的經濟和繁盛的政治與藝術發展密不可分,進入到現代社會之後,文學出版、藝術表演市場、藝術作品流通,全都和穩定的政經發展息息相關,這又是「國家不幸詩家幸」的反證。那這個「國家不幸詩家幸」到底成不成立,也實在難講,我是抱持懷疑的態度,不然,以現在台灣的不幸狀態,應該要產生很多偉大的藝術家才是。臺灣的文化創作力已經不能說不低迷,自創作者到閱聽群眾全都處在茫然的狀態。臺灣電影流失已久,但是沒有人關心,也沒有創作者在意,政府也只會裝白痴外行引導內行,拿李安當標靶欺騙社會。韓國電影這幾年蓬勃得嚇人,但在《魚》這部電影出現之前,他們的困境和臺灣一樣,只是韓國人意識到自己的困境,從業者以決絕的手段逼著政府重視電影文化問題,而且自身也能找出突破困境的操作模式。這樣看起來癥結點好像不在於「幸不幸」,而是有沒有意識到「幸不幸」這個問題而能進一步行動,可惜臺灣已經很久沒有行動能力了。

以往臺灣人民的行動力都投注在政治上,因為政治是臺灣唯一能夠凝聚共通話題的活動,我們缺乏多樣性的教育與價值觀讓青年菁英往不一樣的面向發展,也是因為以往在日本、國民黨統治之下,使我們產生改變政治便能改變一切的錯覺,而政治的改變只注意到「政權」的部分,而不是各種民生、社會相關問題與法令的改善。結果我們看到獨裁者逝去,換了新的元首,甚至有了民選做基礎,但還是一樣封建、獨裁,甚至對官員指鹿為馬而不以為忤。政治的改革不是政權替換,而是意識到問題、意識到不義、意識到不足而有行動來促使改變。就像汽車零件壞了,應該要針對零件修理、更換,而不是換個駕駛人就可以繼續上路;意識到「不幸」才能有所體悟而昇華,如果只是遭逢「不幸」,是沒有任何可以成就的。

我們已經有多久沒有好看的小說出現?說臺灣社會太匆忙讀不下長篇小說,但實際調查書店銷售,長篇小說的銷售傲視其他種類,這兩年在各種跨國暢銷作品的帶動下更令人刮目相看。小說不像電影有龐大資金和製片門檻,電影在製片方面贏不了好萊塢猶有可原(但香港、韓國卻可以挺身打敗好萊塢),但小說怎麼越來越低迷?臺灣每年五、六十種文學獎可以產生千名上下的得主,但這些人寫的東西都怎麼了?各種文學獎的小說徵文字數限制降到四、五千字,到底引導青年創作者變成什麼模樣?另一方面網路書寫的風氣帶動較長篇的創作,但也產生歷史感不足的問題。缺乏文學史觀固然無損個人開始創作,但在「少作」之後要是沒有文學史觀,那創作生命也就只好原地打轉。

影響臺灣目前情況的因素很多,隨便想想都有好幾種因素可以拿出來討論。就歷史演變來看,突然幾年之間在文學、流行音樂、戲劇、電影等方面全面同時墮落,不得不讓人思索這是不是現在二十五到四十五歲這一代人的問題?也就是五字頭、六字頭這二十年間出生的人,成長時面臨臺灣經濟起飛,但似乎我們也飛掉了什麼,才會讓我們無感、無視於不斷在我們眼前出現的徵兆,才使社會狀況變成眼前的景況。

也許是「美感」。

缺乏美感,缺乏感受美感的能力,也缺乏追求美感的動力。下一篇文章來講講我缺乏的數學美感經驗,也許我們可以拼湊出這缺乏的美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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