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3日禮拜六傍晚,我一個人前去臺北絕色影城觀賞《海角七號》。雖然我常一個人看電影,但一個人去看這部電影不是我所願意,只是平常一起遊玩看電影的朋友沒人對此有興趣,那我就一個人去吧。在看電影前,買完票,還剩十五分鐘開演,我碰到了從事電影業的老朋友三炮兄,他說:「聽說很好看。」嗯,他的訊息比我多,即使今天只是上映第二天,他應該聽過不少評論了吧。匆匆和他打招呼,我便跑去一旁的速食店,焦急地點了一客炸雞,迅速囫圇掉(我的專長),趕緊衝進電影院,還好,沒耽誤到正片。

看完電影,我心情久久不能平復,就在西門町中華路上的人行道開始發簡訊,搜尋手機通訊錄裡面可能會相信我推薦而去看電影的人,一一把我的推薦傳給他們,我不希望剛剛在絕色影城看到的八成滿座與滿室激動只是侷限在這特定影廳。兩個月前《九降風》就是這樣,絕色影城的票房極好,臺北其他上映的兩廳門口羅雀。等我發完幾十通簡訊,甘心搭上捷運回家,才想到應該問問三炮兄。打電話給他,他也是一副興奮狀,我確認不是我自己文青病發作亂做了一場夢。
那時我擔心的,要和三炮兄確認的,是我以為電影感染力極強,但有一些瑕疵是顯而易見的,但我被愉悅、被感動的部分遠高於挑剔瑕疵的部分,覺得這是可被接受而容忍的誤差值。以往臺灣電影想要商業化,但電影製作上的誤差值卻高得離譜,因此說服不了觀眾。我不是說走藝術片類型的無法變成通俗電影類型,因為這本來就不可能,一九八0年代臺灣新電影該放在藝術電影、人文電影脈絡來看,而不是放在通俗電影來看,就像不能以要求麥可‧貝作品的方式來要求伍迪‧艾倫作品。對於製作上的誤差值,我不會因為臺灣電影是一部一部由無到有的手工業,不是好萊塢式的工業製作便有不同標準,畢竟電影雖有語言、文化門檻,但商業沒有,所以舉世一視同仁,就像我們不會是因為《無法無天》是巴西電影而覺得其難能可貴,是真的優秀。但沒想到我所擔心的這個「製作誤差值」的部分,在一個多禮拜後掀起的觀影熱潮中不大被在意,大多數觀眾發現它,但跟我一樣不在意,而我一點都沒意識到,也沒在意的部分,卻成為後來討論的重要議題:觀看日本殖民臺灣史的態度。

許介鱗的〈海角七號…殖民地次文化陰影〉陳宜中的〈《海角七號》的臺日苦戀〉我陸續看了,他們發現這些通常被掩在《海角七號》笑聲和淚水之下的一些思考點,算是很不簡單,但我沒感受到有這些問題,自然就沒多去想。我看第二次時就發現這部影片的敘述聲腔不是那麼單一,除了大家都在討論的,電影裡面處理很多種人物原型,使大部分觀眾都可以投射認同之外,電影中有好幾個不同觀點在裡面架疊,因此無法那麼輕易單獨抽出幾個元素來加以論斷,必須一層一層撥開來看。《海角七號》是部很有趣的案例,你要去理性分析,原本以為只是一部通俗作品,卻發現裡面可以含納的論題不少,這也是造成它成功的因素。但我更覺得這是部用更多直覺來欣賞的影片,你的直覺不會騙人,所以我也沒太在意各種評論。

直到某位友人在某夜我登上MSN時急call我,丟了一堆她看《海角七號》後產生的問題給我,覺得這部電影怎麼可以如此處理臺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美化了臺灣被殖民經驗。那時《海角七號》正好去釜山影展,她覺得這部片去會讓韓國人笑死,怎麼這樣看待被殖民經驗。光看字面我覺得她非常憤怒且帶殺氣,討論到後來,卻變成我憤怒且帶殺氣,她反而平靜了,說:「怎麼變成我在安慰你?」感謝這位友人,我多想了一個禮拜,把我的論點整理出來。這篇是獻給妳的,希望我能滿足妳說的妳想被說服的願望。


也許我在看電影前幾天,先看到了藍祖蔚的這篇〈海角七號:天邊的彩虹〉,使我對電影的看待臺日關係的基調已經定下,所以未曾去懷疑它。小巴士過不過恆春古城的西門,和片子裡面哪一個敘述主線任何關係都沒有,但導演卻大費周章讓男主角阿嘉騎進去,但卻讓載滿了各種外國人的巴士無法過,而且還要司機和友子跳出車來明白爭辯一番,再由臺灣司機擺明了說:「過不去就過不去,什麼試試看。」這不僅僅是語言上的鬥嘴諧趣而已,但導演沒有再多去著墨,如同藍祖蔚在文章中所說的,「《海角七號》從來不想陷在歷史情懷的沈緬與辯証之中,點到為止,歷史意涵就已寫進底片之中了,留待有心人去挖掘探索即可。」

但這恆春古城的典故可不緊緊發揮在此而已。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發生了「牡丹社事件」,日本藉口琉球人在恆春登陸後被牡丹社原住民殺害,因此派兵到臺灣征伐牡丹社原住民,清朝看出日本的野心,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以沈葆禎建議而在恆春築城。「牡丹社事件」的另一影響,是日本正式向國際宣告接收琉球,雖然清朝不同意,但甲午戰爭之後就沒力量不同意了。琉球是《海角七號》裡面的另一個有趣點。夏都飯店邀請日本歌手中孝介來演唱,雖然片中一直以「日本歌手」稱之,但電影裡中孝介自己提了他的故鄉庵美大島,當然這句話也不是白說的,因為奄美大島在琉球群島中。(雖然奄美大島目前行政區劃歸在鹿兒島,但歷史上此島是琉球藩屬。)那這樣恆春古城的隱喻昭然若揭,在這個臺灣被日本侵略的第一站,擺出了抗拒日本武力入侵及商業入侵的姿態。雖然這個抗拒的姿態在現實上也只是姿態,在目前跨國資本主義的操作下,有誰能抵擋?但電影裡面隱含了這個態度,卻不能加以扭曲。

這種抗拒的意識,延續到鎮民代表主席洪國榮第一次出場,面對被「各國兵團」圍起來拍照的街道,他是一言不發直接穿越而過;也延續到洪國榮直接與飯店總經理要求的場景。〈《海角七號》的臺日苦戀〉一文所提到的缺席的外省人/中國人,硬要套加象徵,就是張魁飾演的飯店總經理,由他的口音,由被洪國榮稱為外地人的身份,不難對號入座。但這個飯店總經理角色,在幾番折衝協調下,即便是在面對在地政治勢力的脅迫,他還是妥協,進而開心地看著最後成功的演出。背後像徵意義,應該也很清楚。

最後成功的演出,除了馬拉桑樂團的表演,安可曲還加入了中孝介一起合唱舒伯特的〈野玫瑰〉。中孝介上臺前,聽到馬拉桑樂團唱〈野玫瑰〉當安可曲,他驚訝地說:「我也會唱」然後才上臺,也是大有意味,表明是他也學過的,也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舒伯特被稱為歌曲之王,大概世界各國都有翻譯,〈野玫瑰〉、〈菩提樹〉之類的大概是很多人唸書時音樂課學過的歌曲。(插話一句,〈菩提樹〉這首歌,龍應台在跟她長於德國的兒子求證後,發現反倒德國小孩唸書不學舒伯特這首歌。請參考《親愛的安德烈》)在臺灣很多所謂現代化的事物,都是透過日本殖民時代傳入的,包括一些歐洲的知識、風俗、文學,電影中茂伯一開始便一直在唱的日文版〈野玫瑰〉也是他在日據時期所學。這首歌雖然以中文、日文所唱,但骨子裡面還是原來的舒伯特,還是歐洲文化正典性隨現代化之力散播到全球的,不是臺日合唱一句可以表面解釋。

即使是臺日合唱,那個「日」的部分是中孝介,前面說過了他是奄美大島人,是在牡丹社事件後被日本合法納收的。這樣的臺日合唱其實是具有嘲諷意味的,況且還是舒伯特的曲、歌德的詩作,旋律甜美但詩的內容並不是什麼男孩和玫瑰的愛情,而是一方無可奈何一方暴力強取的關係。「男孩終於來折它,荒地上的野玫瑰。玫瑰刺他也不管,玫瑰叫著也不理,只好由他折取。玫瑰、玫瑰、紅玫瑰,荒地上的玫瑰。」這一段詩詞轉由唱日語的童聲合唱,這時候的畫面是1945年臺灣光復,在臺日人被遣返,日籍教師躲在船舷不敢看與他定情的友子,拋棄了原先可能說好要一起出走的友子。一方面這段歌曲影射日籍教師對友子的態度,並不是被拆散的苦戀,而是日籍教師對友子不負責任所造成。當然也影射日本殖民臺灣,就像男孩對玫瑰一樣,強取折弄。在電影中,無論哪一段日語對白都會出現中文字幕,但偏偏在中孝介開始唱一直到最後日語童聲合唱,卻不將歌詞翻譯出來,想必導演想將隱藏在表面的甜美歌聲之下,不那麼輕易地被挖弄出來,就像他在影片中各處層層疊疊加入種種元素和意涵,讓影片解讀不那麼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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