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我在公車或捷運上,看到許多人主動讓位給別人。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裡面就會有一股敬佩感。對我來說,攤坐在交通工具的位置上,是一種小小幸福感的來源,我不太想放棄,因此我都會選角落的位置落座,那樣的位置是再怎麼讓座也難以輪到的位置。這是一種小小的自我安慰,對自己不體貼的想法和舉動所做的免疫措施。因此每次看到別人義無反顧地讓座,我心裡面總會覺得這個社會還有的一些美好,是這些人做到的。然而我很少做到。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蘭嶼,同行的朋友負有蒐集研究材料的任務,但大部分時間我們是在玩耍。那是一趟看來很恣意的行程,可是在整段旅途中,卻有一股抑鬱之感在我心裡面盤繞。事情從第二天的早餐開始。

那天早上醒來,離開民宿尋覓早餐店,看到民宿附近有一家賣漢堡、三明治的小店,我們坐了進去。店裡除漢堡、奶茶之外,還賣豬血湯。我們點了這東西合併的菜單,但我卻想起昨晚吃的蘭嶼風味餐。看看眼前的食物,我開始感到疑惑:原先屬於當地的食物,被當作特殊的風味餐,但外移進來的食物,卻彷彿成為日常,怎麼會這樣?之後所有的行程,變成是我不斷在檢視「漢人的生活方式怎麼取代達悟族的生活方式」的過程,儘管許多人確實認為這是在協助當地人過更好的生活。面對這樣有點奇怪的狀況,我想不出能做什麼,也沒立場去做什麼――也許是我也懶得在「想」之外去做什麼。

也有一些時候,我們會談到教育和閱讀的問題。台灣的社會一向不把閱讀當一回事,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明明是橫在眼前的困境,卻一點也不知道緊急。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語文能力下降,站出來高呼搶救的名人,卻還是著眼在寫作文或國文考試這些事上。可是不會讀怎會寫,要搶救也救錯了目標。每年台灣新生兒的出生人數不斷下降,而新生兒中出生於外籍配偶家庭的比率,則逐漸增加。現在已經是每七個新生兒中,便有一位來自新移民家庭。可預見的未來,是每六個新生兒便有一位是這種情況,然後是每五位、每四位……。談論閱讀率下降的問題時,不免接觸到新移民家庭在幼童語文能力掌握上的資源匱乏。我們明知道這其間有哪裡不對,卻又不得不將其當作「問題」。而且在討論這「問題」時,我們彷彿將新移民家庭當作排除於外的「他者」,去討論「他們」怎樣怎樣,「我們」該怎麼做怎麼解決。我心裡面有種不安,但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解決。

我們的社會便在這種小小的疑惑、小小的歧視、小小的善良、小小的美好、小小的逃避當中,進行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久了,可能麻痺;久了,可能就漸漸看不見、聽不到,也無力去做什麼,甚至後來連想都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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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來訪時》這部迷人的電影,包含了非常多的議題。這些議題事關重大,當然也可能無足輕重,就像上述那些事情一樣,可大可小。但你完全忽略時,就像電影中的老教授華特一樣,表面上工作與生活忙碌充實、令人羨慕,但實際上就是全然麻木了。

編導這部令人驚豔且深思的電影的人,是原本在滿多好萊塢電影演出配角的演員湯瑪斯‧麥卡錫。他在2003年推出首部編導作品《下一站,幸福》(The Station Agent),有滿不錯的口碑,在日舞影展勇奪三項大獎,也橫掃美國和國際各影展,並被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選為年度最佳十大影片。可是我沒想到他的第二部自編自導作品,會有如此大的蛻變――它真的可以稱得上是傑作。

《幸福來訪時》的主角,是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教授華特,研究方向是全球化經濟。有一天系上要求他去紐約代同事發表論文,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父母留下來、位於紐約的那幢公寓。一回到這幢老公寓,他卻發現公寓裡面住了一對移民情侶。這對情侶分別從中東和非洲來,由於被黑心仲介欺騙,而住進華特的公寓裡。本來對生活本來沒有任何興致的華特,看著小倆口拉著大大小小行李苦無棲身之地,就讓他們暫時待在他的公寓,可以有緩衝時間找新居。後來華特受到以擊打非洲鼓謀生的塔瑞的表演吸引,也開始接觸非洲鼓,兩人成為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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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華特和塔瑞在搭地鐵時,警察誤以為他無票闖入地鐵站,而將他帶到警局。這導致塔瑞非法居留的身分曝光,被送到移民局拘留,準備遣送出境。華特努力地想辦法幫塔瑞解圍,每天想辦法到拘留所看塔瑞。另一天,一位婦人來按華特公寓門鈴,原來是塔瑞的母親夢娜。之後夢娜一起和華特為營救塔瑞奔走,兩人因此譜出一段小小的戀情……。

九一一事件後,由於美國對於整起事件的解釋,是他國人士因「美國的民主和自由」和「美國阻擋了他們的路」而對美國眼紅,並對美國發起恐怖攻擊,所以開始嚴加查核他國人民進入美國,並使以往便存在的移民問題更加嚴重。而湯瑪斯‧麥卡錫在第一部作品獲得好評後,帶著這部電影到許多國家訪問。當他到中東地區的幾個國家,發現他對於此地的文化民情一點都不瞭解,但他的國家卻強力介入當地的政治、軍事,這使得他開始反省其中因由,就產生了第二部電影。

移民問題當然是《幸福來訪時》最顯眼的議題,這部電影裡所有的情節,都繞著移民問題產生,但是編導在這部電影裡,卻不在這議題上試圖提出自己的解決之道。太多人期待創作者提供解答,但創作最大的威力在於發現問題、看見問題,用以往你未曾考量過的方向指出問題。該給答案的不是創作者,而是人民公僕。藝術作品的偉大,是其刺激觀賞者的新視野和新想像。

《幸福來訪時》帶觀眾看到了這個問題。但在後九一一的氛圍下,這問題幾乎沒有任何轉圜餘地,也幾乎沒有解決方式。可是電影比任何藝術都更加有力的是,鏡頭接近故事中的角色,似乎連觀眾的呼吸都隨著角色一同起伏。於是我們可以認同角色,以他們的角度來看問題,跟他們一起快樂、焦急、沮喪、鼓舞。這些人物就在我們眼前,不會只是新聞中聽說的「他者」。

《幸福來訪時》將這種觀眾與角色縫合的功夫做得非常好,透過人物的設定,還有強烈而歡愉的非洲鼓樂,我們一步步和華特一起步入塔瑞的生活,觀眾也享受著兩個人之間發展出來的情誼。

因此在塔瑞面臨問題時,我們也和華特一般焦急,無形之中,觀眾就進入電影中的情境,來思索其間的正義價值。因為九一一而導致的困境,是全球性的大問題,不可能有什麼簡單而天真的方案來解套。唯一的解決方式,大概就如同電影的做法:作者讓我們去關注生活中各種小小的念頭,是不是要多幫別人一把,還是漠視,是不是要多給別人一點善意,還是冷漠。

這種微小的、個人的,看起來可能微不足道,但卻會引發後續威力的善意,也許就是這個年代所能尋求到的唯一解答。卑微,但往往最為有力。



- 本文刊於《人籟論辯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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