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巴西電影《中央車站》由一位在車站代筆寫信的老婦人開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遙遠而美好的故事。對於巴西,我們所知道的太少太少,頂多是嘉年華會,或者是咖啡,或者烏龜,對於突然冒出這樣一部令人激賞的影片,實在令人措手不及。就像幾年前突然冒出以阿巴斯為主要作者的伊朗電影一樣,讓習慣以好萊塢為觀影規鎳的我們大吃一驚,原來在那遙遠的地方,也有這麼出色的影片,帶我們慢慢進入一個單純的世界。就像當年的侯孝賢,讓我們記起曾經也有像《戀戀風塵》裡的單純與美好。
寫信這個古老的通訊方式,在這部電影裡貫穿全劇。女主角朵拉因為替人代筆,所以才會接觸到約書亞母子,後來才會一時心軟,帶著喪母的約書亞走上尋父之途。等到費盡千辛萬苦,找到兩位哥哥之後,父親耶穌卻已不知下落,哥哥們只剩下一封父親半年前自里約熱內盧寄來的信,信中說明他正在里約熱內盧尋找安娜及約書亞母子,如果安娜找到家裡來的話,請她務必留下。在影片的最初,安娜便是因為苦等不著耶穌,只好請人寫信給耶穌,而耶穌也因為尋安娜不著,也只好請人寫信回家碰碰運氣。對於書寫,安娜及耶穌均不識字,一切都要靠人代筆、代讀,在一個不相識的人面前,完全地剖析自己的心事,或透過一個陌生人來領會來自遠方的情意。對於朵拉來說,或許是因為過多的窺探,讓他對人的內心不再感到信任,不再感到其中蘊含的情意。她只是一個書寫的機器,聽到什麼便寫下來,甚至可以在委託人不知道如何表達的時候,信口如背書般地掰出一堆現成的詞句,她自然是不會相信其中有任何情感的了。而且她也不會相信書寫信件這樣的情感表現,於是每天回家後,便和老朋友一一拆開白天為別人所寫的信,嗤笑一番,挑剔其中肉麻的語句,覺得沒有一封值得寄出去,往往不是將信撕了,便是陳年地積壓在抽屜中。
後來經過幾番思量、掙扎,朵拉決定救出被她賣掉的約書亞,帶他尋父。從公車換到大卡車,再換到小貨車,兩人終於抵達信上耶穌所在的城市。但事情沒這麼簡單,信上的地址是舊的,耶穌已經搬家,但朵拉兩人已經沒有盤纏坐車到另一個城市去。在絕望的邊緣,約書亞心生一計,要朵拉幫人代書寫信或寫給上帝的留言,藉此賺取生活費。在邦吉蘇這個小地方和影片開始的里約熱內盧車站比起來,同樣是幫人寫信,但信的內容便有那麼一點不同。在車站裡,人們幾乎都是寫信抱怨,或者是寫火辣辣的情書。但在邦吉蘇,人們寫的卻大都是甜蜜的話,或對上帝的感恩留言,句句真誠。相較之下,朵拉在車站裡可以無動於衷地為往來旅客寫信,像是自動聽寫的機器一樣,但在面對鄉村裡一張張誠摯的面孔,一句句感恩的留言,朵拉的心底似乎也有不同的感受了。
在陪約書亞經過一連串的波折之後,越往鄉下行走,朵拉便一層層剝除掉城市人的偽裝及防衛。尤其是伴隨著約書亞這般天真的兒童,朵拉的防衛也無用武之地,便漸漸地開始被約書亞同化。幫人寫了一整天的信,賺夠了錢可以住在安穩的旅館裡,約書亞望著一整袋代筆的信,便以為要丟到字簍裡去,朵拉卻急忙制止,一反她往常的態度,第二天便到郵局去把信寄了。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對比,對於這樣的兩種反應,朵拉的轉變便不言而喻。這樣的轉變,就如同他們旅程中外在環境的改變,越行越離開城市,人的心似乎才能恢復原來的情感狀態,像幼小尚未被社會化的約書亞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