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6日誠品信義店試賣那天,在裡面工作的朋友看到我就要我給關於這家店的意見,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要給批評,而不是要我說哪裡好或多喜歡,她想要實質可以做改進的意見,如果我沒會錯意的話。那一天我約了朋友談事情,所以只看了三樓的一小區便和朋友吃東西喝咖啡談事情去了,反倒對於誠品信義店地下二樓的小吃街和二、三樓的咖啡店、茶館比較有看法。因此和朋友談完事情準備離開時,又遇到在誠品工作的朋友就又問我的意見,我直說還沒看哪,等過兩天找時間好好看了之後再說囉。
雖然我常逛書店,但對於經營書店和擺設圖書其實一點心得都沒有。平常會和同事聊哪家書店的陳列方式對於書籍詮釋的良窳,但那是比較好壞,就像我能感受古典音樂不同錄音版本的個人好惡,但要我對一場音樂會或一次錄音直接做出評論,我就失去準頭了。也因此把我丟在一個擺書的平台上,讓我去調整哪個樣子更能吸引讀者發現他們想要的書,恐怕我沒有這個能耐。所以當我被賦予重大的責任來看這個臺灣最大書店然後給意見時,我感受到的壓力是極為龐大的,就算後我花了四個半小時一層一層地走,一區一區地看,一邊觀察一邊敗家,我還是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出來。這家店太龐大了,龐大到我無法利用腦海裡既有的對書店認識的座標來定錨,我該是去感受空間?還是去發現每一個設計師特意安排的角落、家具、擺飾?還是查驗比誠品敦南店多了哪些種類的書?還是去看他們怎樣詮釋新書、舊書?還是簡體館和日文館的選題廣度與深度?還是書籍的種類多寡?還是怎樣搭配行銷活動?有太多太多我要注意的,比起(自以為)逛熟的敦南店(很多我不大碰的書及的區域其實一點都不熟),在信義店裡種種都是新的訊息刺激,都還是在吸收的階段,沒辦法做良好的判斷。所以當上週又遇到朋友時,免不了又被問同樣的問題,我只好心虛地說,書籍的種類不如想樣的多,好像書籍很少,特別是在這樣大的店裡面。朋友說,能每年至少能賣1本的中文書,能訂到的幾乎都到了,但還是這個樣子。這到讓我大吃一驚,根據《誠品報告2004》裡面引國家圖書館的編目資料,2004年臺灣的書及出版種類有44,820種,如果除去教科書和一些誠品不會進貨的書不算,打個6折好了,至少也有25,000種書,每種書出版合約以五年計,可以在誠品銷售的書少說有125,000種,如果每種書進貨兩本,就會有二十五萬冊,再加上外文書,可以放上三十萬冊的誠品信義店應該看起來豐碩飽滿才是。但陳列在書店裡面的書卻還是只有那些,這表示有很多書即使出版時間在五年之內,卻也已經無法訂貨了。這其間產銷銜接的因素很多,如果再深入一點去瞭解出版社怎樣庫存、發書,總經銷怎樣進退書,各種書店怎樣進退書,出版業的重要環節往往就在這邊。
有些書店為了維持業績平衡,往往在每月退書日時大量退書,往往將一個月的進退值相互抵銷,不管書的銷售狀況,反正退完再訂,不必付款最要緊。書店這般做,經營通路的經銷商為了生存也就只好反應退書給出版社,如此一來不管好賣不好賣,不管是不是經典必備書目,不管是不是得在架上存有的常銷書,反正結帳日一到一定會被退,久了之後越來越少人搞得懂什麼書可以賣什麼書是市場不需要的,於是只剩下暢銷書,書市便貧血了。
《誠品報告2004》中引張作錦先生的說法,臺灣每人每年閱讀量是2.8本書,購書金額(不計雜誌、租書)是181.3元,真是嚇人的數字,連去找出版社員工買一本員工價的《達文西密碼》都不夠。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是,臺灣閱讀的人口就是那些,都是這些有閱讀習慣的人一再買書,而大部分的國民是每年買不到一本書的。往好處想,表示出版業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如果要達到日本平均每人28本的閱讀量,至少還有十倍的成長空間。但日本的出版書種約七萬,不到臺灣兩倍,日本每萬人可分配5.8種新書,臺灣每萬人可分配20.3種新書,照這樣估計,日本每種新書的銷量(被閱讀量)是臺灣的35倍,我們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成長空間。
若以市場供需來看,為何臺灣現今的出版市場這麼小,普極度這麼低,我感覺是兩種原因,第一是書店的普遍率太低,導致民眾對於書店感到陌生。在出版社工作常會接到打來詢問書籍的民眾,被問罪多的問題是:「某本書哪裡有在賣?」我們只好不厭其煩地說:「各書店都有賣喔,如果找不到請問書店人員或是請他們代訂。」我們很納悶,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書店是在賣書的嗎?不過這也是台北都會人的眼界蒙蔽所致,出了台北都會區,哪裡有那麼方便的書店可以找,往往方圓百里都找不到一家書店,沒有的書店的供給,自然不會刺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