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頭、有尾、有中腰 @ 斯人讀舒適

第一次讀亞里斯多德《詩學》的第七章，難免竊笑於心。

《詩學》大概是西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學理論作品，討論的是「詩」，但也不只是「詩」。詩，在當時的文化環境與「文學」約略可以等同，當時概念所及的文學作品就是後來稱為「史詩」的荷馬吟遊韻文作品，和後來稱為希臘悲劇的劇場詩歌作品。在各種人類文明裡，文學初發之際，語文的精巧運用必定帶韻，便於在記錄工具不發達的年代利於口耳傳播。以後來的一些形式標準來看，這些作品便是詩，或者該說，當時的文學領域僅及於今日「詩」的範圍。這沒有非古之意，發展必定是不斷向外探索，形式愈發多樣，但以內容來看，今人卻不見得望得見古人項背。因此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所討論的主要是現今看來是屬於戲劇的領域，就不必感到驚訝，也因此有人主張將亞里斯多德的這部作品譯為《創作論》。

到底《詩學》第七章開頭第一段講了什麼讓我竊笑於心？亞里斯多德用了非常嚴肅而繁複的字句說明，一部好的作品必須要有開頭、有中段、有結束，我看了真是撟舌不下。這還用得著說嗎？任何作品一定要有開頭的呀，而且應該說，不管怎樣都會有開頭的，一齣戲一定會有開頭的第一個場景、第一句對白，一首歌一定混有起頭的第一個音符，第一段歌詞，一段舞蹈一定會有最先開始的第一個動作。同樣的，任何作品也一定會有結尾，就算號稱「說不完的故事」也會有最後一頁，有句點，「說不完」只是一個充滿「詩意」的指涉，讀者可以想像故事會一直延續下去，但寫的人、說的人總是要停下來換做別的事，那就是結尾啦。而頭和尾之外的，就是中段。

幾次看亞里斯多德講這個「有頭、有尾、有中腰」，就好像看到市場魚攤上一尾尾的魚，有頭有尾有中腰，不是老哲人太囉唆，就是把讀者小看了。老哲人不止講要有頭有尾有中腰，還深入去解釋什麼是開頭：就是最早發生的事，沒有任何其他事發生在它的前面，而後有事情繼續發生。結尾就是：事情發生到這裡結束，之後再沒有事情繼續發生。中段就是接著開頭，領著結尾。看到這裡不禁樂了，這個還用說嗎？這不像文學理論，而是字典嘛，在定義「開頭」「中段」「結尾」這三個詞的意義。不過我一向是「乖巧的」學生，有任何不明白或疑惑，往往先認為是自己笨，絕對不好意思舉手發問，以為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百分百的缺乏自信，寧願回家自己琢磨，但往往是背起來可以考試了事。《詩學》這第七章，除了放在心裡之外，也偷偷笑一笑，也應該不會有考試會考這樣我覺得老師自己也在偷笑的題目。

距離第一次讀《詩學》到現在十二、三年，某些事情現在才想通，想起來好笑的倒是自己。亞里斯多德的年代距離今天有兩千四百年了，他那時候可以看到的作品和今天我們可以接觸到的作品數量，簡直如住在塔克拉馬干沙漠的人和住在地中海畔的人可見到的魚類之數的類比，亞里斯多德是在文學的洪荒年代規範文學，說明他覺得好的文學作品該有什麼樣的形式。更準確地說，彼時人類進入文字時代未久，口語表達進入文字表達，把紛雜之所見所思以精簡的文字指涉，必須要要有明確的遊戲規則。有了規則，讀者才能透過規則經濟有效地瞭解創作者所思。

「經濟有效」大概是人類世界最重要的法則，任何人類今日發展出來的文明，都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更經濟有效。原先人類所面臨的世界是極不經濟，而且彼此消耗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或說「能趨疲」或「亂度」或「熵」（entropy）具體象徵了原始世界能量相互散亂抵銷的狀況，這也影響許多哲學家、文學家，紛紛以「熵」的象徵作為作品討論的主旨，因為在文學界，經濟有效是使用語文創作的先驗規則，不必討論，必定如此，但如今卻發現自然界其實不是如長久以來認為的有秩序。

亞里斯多德的頭中尾規範，似乎在傳達給我們知曉，那時候他們面對的世界和今日的經濟有效世界完全不一樣，於是他必須提出確切的規矩來判斷作品的好壞。這也說明為何亞里斯多德那麼重視形式，他大力推崇索福克裡斯（Sophocles）的悲劇作品，特別是《伊底帕斯王》，對其結構讚美不已。相對的，尤里庇底斯（Euripides）的作品就常被亞里斯多德罵，特別是罵他常以突如其來的外力、神力介入去解決情解裡面的死結，被認為不好好經營結構，沒有形式上的技巧和內涵上的洗滌作用。（我對這個對於尤里庇底斯批評有翻案的看法，以前寫過報告，以後看哪天偷懶就把那篇報告放上來好了。）可以看到亞里斯多德對於形式的建構念茲在茲，也因此可以想像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極不經濟的世界，因此他要鼓吹經濟的語言法則。

不禁好奇，到底亞里斯多德面對的不經濟世界是什麼樣子？倒不是說當時的人類浪費什麼，那時候的資源肯定沒現在的多，而是彼時的人類大概沒辦法以最有效的方式做表達，而人時時刻刻在面對許多事情，處理許多事情，思考許多事情，該做該想的卻不一定是該說該寫的。亞里斯多德的形式論動力，看來是內容抉擇論的底子，先抉擇到底什麼該寫，之後才是該怎麼用什麼形式寫，這樣才構成語文經濟法則，才能做有效的溝通。

我們從小所受的語文教育就是這套經濟法則的有效濃縮版，小學時老師教我們寫日記，說不要記流水帳，要記有意義的事，（小孩子哪有什麼也意義的事？而且是誰的標準的有意義？）我從小就為這一點所苦惱，但因為我是乖小孩，所以也沒問，只會跟盯著我寫功課的媽媽說，今天沒有發生什麼事，所以寫不出來。大概這個寫不出來也苦惱過吳爾芙夫人，所以她寫了一本本的小說，以小學老師的標準來看都是無意義的流水帳（更驚人的還是胡思妄想的流水帳），肯定會被批改成丁下。所以從亞里斯多德所建立起來的語言經濟規範。到二十世紀初開始被反省，不過反省的範圍有限，吳爾芙所寫的還是某種程度的有意義，或者說以更為精確的經濟語言去描述過往被認為無意義的心理活動，她，以及同時代意識流的厲害作家們，將語言經濟的意義更提升了一層。

無可逃脫的，現代社會早已經處與種種經濟結構中，我們也早已習慣這種經濟結構，變成我們的文明基因，任何與此結構相違背的，我們會感到不安。也因此當我第一次看到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第七章會覺得好笑，這根本不必說，就像你要看懂本文就必須懂得中文一樣無庸置疑。這有使得我明白，為什麼許多現代觀眾、讀者面對開放性開頭、結尾的作品會有負面反應。因為自亞里斯多德以來所規範的文學（廣義推到所有藝術作品）已經成為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的一部份，就像面目凝酷講出閩南語狠話對白，已經透過電視劇變成當代台灣人使用閩南語的基因一樣，我們難以逃脫。

也因此，對於許多觀眾看了電影《科洛弗檔案》（Cloverfield）後感到不解或憤怒，也就情有可原。因為這部電影想要突破有頭有尾有中腰的經濟規範，只要給你中腰部分，而且是精彩十足的中腰。至於一般觀眾習慣的頭跟尾，為什麼會有怪物進攻紐約，以及怪物後來怎麼了，編導完全不想讓你知道，實際上也無法知道。你可以認為這是編導的挑釁，挑戰約定俗成的藝術經濟法則，或覺得實在太爛，一個故事也無法好好講清楚。但實在有頭有尾地講述一個怪獸攻擊城市的故事太過俗套，也太過宗教性，到了二十一世紀就別來這套了吧。

為什麼宗教性？這是古老的宗教經典敘述法的「遺毒」。若是以一個人的角度，絕對不應該有全知性的觀點，那是神自雲端上俯瞰並洞澈人心才會有的，誰有這種權力？西洋小說在十八世紀興起，為了滿足都市讀者窺看大城市中芸芸眾生各種層級的生活狀況，借用了神的權力來當作書寫觀點，但以神的觀點看事情久了，由奢入儉難，回復到人的角度時，便覺得蹇窘。

《科洛弗檔案》就是這樣蹇窘觀點下所創造出來的優秀作品，為了說服觀眾去接受這樣的有限視野和觀點，還特別以手持攝影機的形式當作理由，逼觀眾去面對這是因為透過日常攝影機所見，不是拍電影的Panavision攝影機，就是我們凡人肉眼所得見，所以接受這個形式吧。而這個受限形式所展現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作品，細微地展現人類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時的反應，我真的想拿吳爾芙的《達洛威夫人》來比擬，細緻又生動。幾個人物在極短時間內的強烈變化，將驚恐事件由日常般的角度（吳爾芙的作品可以說是日常事件的驚恐角度，強烈放大內在世界的複雜面）呈現出來。

我在電影院看了兩次《科洛弗檔案》，仔細觀察其中不可能的日常細節，活生生的日記，因為我知道這樣「真實」的畫面日後換成家用電視來看，就像看《達洛威夫人》不去字句細讀卻怪沒有情節一樣，只是糟蹋傑作。沒有頭、沒有尾，只有突如其來的中段，應該說不知道那邊算起頭，到何時可以結尾，才是人類生活的真貌。但我們受語言結構的馴化，以為事事該存著結構，便去貶抑無結構之作，這當然也是人類經濟法則底下的結果。但如果想要體驗超越目前種種作品之外的新鮮創意，可能這種破除經濟結構的反亞里斯多德的嘗試，會是一條可行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