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讀舒適

小時候，家裡很窮，爸爸家裡幾個兄弟都沒在家，就只有爸爸一個人以微薄的薪水養家。每個月幾乎全數把薪水交給奶奶，六口之家省吃儉用倒還好，算過得去，但就是爸媽自己都沒有半點積蓄留下來。

每到週末，大伯夫妻就會帶堂妹回家，平常簡省著吃的飯桌上就會突然豐盛起來，菜色是平常雙倍地豐盛，平常不常見的水果是餐餐都有，大伯要回去了，還有伴手可以拿。

但是他們是不拿生活費回來的。因為每週的「揮霍」，原本爸爸少得可憐的薪水就更形見蹙了，但祖母卻跟爸媽抱怨生活費不夠用，所以爸爸就再把自己一點點的零花錢都省下來給祖母。那時後，他們倆真的一點積蓄都沒有了。那時後，我四、五歲了，鄰居同齡的鄰居都上幼稚園了。

家裡前面住的是堂叔，當醫生，大概是村子裡第一個買私家車的，堂哥堂姐堂弟老早就上幼稚園，而且是市區裡的私立明星學校。東邊的鄰居是關係更遠的堂伯，跟我同年的堂妹也上了幼稚園。但是我沒有，我一直到現在都不知道幼稚園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因為我沒上過，因為爸媽一點錢都沒有。

他們沒有辦法供我去上幼稚園。每天早上娃娃車來街鄰居小孩時，我和弟弟都會跑到路旁去送他們上車。我已經無法完全記起當時我和弟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去做這件事的，是不是帶著極度羨慕的神情去尾隨娃娃車，並不得而知。但這個場景到現在是真的存在在我腦海裡，但是只有影像，卻沒了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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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辭世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無疑是美國當代最具活力的知識分子、評論者、小說家、與電影導演，要簡單地以其作品定位桑塔格並不容易，但看過她一兩部作品之後，也就不難體會為何她需要以這般複雜而深刻的面貌來表達自我。

根據原刊於《巴黎評論》的訪談可知，桑塔格雖然想如同《小婦人》中的二女兒喬一般寫作，但她想寫的卻是如同傑克．倫敦的《馬丁．伊登》般深入自我探索、挖掘自我良知的書寫。她認同馬丁．伊登在浮華世界中仍能夠發現內心深處的良知，並且在其作品中大力倡導，桑塔格期待自己也能如馬丁．伊登般奮鬥。當然，馬丁．伊登悲蹇的命運可不是桑塔格可以「忍受」的，她想要有更具英雄性、更有行動力的探索與宣示。

桑塔格十三歲時讀了安德烈．紀德札記，這也變成了她往後書寫時的楷模。由她自認傑克．倫敦與安德烈．紀德是其書寫的典範，也可以理解她往後創作文論（essay）和小說、戲劇時的目標所在：如紀德般自我挖掘與追求，如傑克．倫敦般追求濁世中的良知。

由桑塔格的第一本文論作品《反對詮釋》開始，就可以見到她不畏世俗而力求良知的精神：在《反對詮釋》中她反對當時許多簡化的藝術品的解釋 ──那種無視藝術存在的自主性而以為藝術品只是為了表現單一意義的簡單詮釋。

因為去年金馬影展做了篠田昇紀念回顧展，所以最近岩井俊二又開始被注意起來，除了影展放了歷年六部電影之外，岩井受邀來台參加在院線做商業放映的《四月物語》、《青春電幻物語》，重新上映的《情書》（「岩井俊二影展」），以及最近的《花與愛麗絲》。金格唱片也在最近推出套裝的岩井俊二DVD，包括了一片導演訪談，和《情書》、《四月物語》、《青春電幻物語》這三部片。

我看的第一部岩井俊二當然也是《情書》，而且深深為之著迷，為了發現這部電影令人著迷的原因，我反反覆覆不斷地看這部影片，結果我找到的答案竟然是：死亡。我在以前上的BBS上發現自己過往寫的關於這部電影的文字，那段文字寫於1997年，文章中竟然又包含了1996年寫的關於這部片的隨手感想，形成不同時間的探訪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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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Sep 22 19:48:33 1997)

《情書》在臺公開上映是去年八月十日的事了， 那時剛入伍三週，一直要過了幾個月後才有機會去看。

公共電視今天播出《夢遊夏威夷》，這部片是去年底金馬影展的片子，影展後不久便上院線了，是當時後我的電影片單上第三順位的，但因為那天晚上到西門町時，僅剩這部片子可以湊得上，也是啦，有楊祐寧的片子就要去笑一下囉。

出乎意料的，片子相當的好，導演/編劇徐輔君是王小棣訓練出來的，怪不得基本功力紮實，在台灣拍片最容易出錯的基本功夫上結結實實地做好，也讓演員去參與劇本的修改與現場調配，所以我們就看到一部自然順暢無比，所有的路人、配角無一不流暢而發出生活光芒的演出，而不是以往大部分台灣電影、電視裡路人甲乙丙和配角隨便不搭軋的演出。即將退伍的阿洲和小鬼無所事事的屆退老兵，阿洲夢的小學愛慕的小學女同學欣欣出事，所以想去找她，小鬼亂「趴」檳榔西施花心在外，新兵（天兵）林昆河因為女友兵變而攜械逃亡，兩個無所事事的老兵便被差假出去找逃兵。阿洲趁假先去找欣欣，才發現她因為升學壓力崩潰而住進療養院，一陣混亂之中，阿洲把欣欣帶著，跟著小鬼一起去花蓮找昆河...

光是看電影的爆笑劇情和俊男美女就已經夠了，但如果你還要我講更多支持你去看這部電影，其實這是一部以輕鬆生活與歡笑來反應所有社會箝制的影片。兵役、升學壓力是裡面最重要面對的社會制度，兵役制度把所有的青春綑綁在一起，在部隊裡面有變成年資階級相互折磨。

升學制度更不用說了，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因為念名校被升學壓力逼得崩潰。《夢遊夏威夷》像是這些社會箝制下的一個出口，片中角色們一直做出逾越這些社會箝制的舉措，觀眾就不斷地發笑，但我們發笑，是因為處在這些社會價值裡面，覺得這些舉措實在太「不正常」，所以我們一發笑，其實是不斷地拋出我們的價值判斷去對角色做評價。

距離去年八月回台南，知道這家「草祭水又中心」，到今天終於和大姊頭去了，已經相隔了七個多月，今天有緣得見，真是一家棒到極點的二手書店，是在台北一堆人交相讚譽的茉莉也比不上的呀。

晚上跟大姊頭亂逛，還陪她在渺無人跡的安平練車，近十點兩個人都睡眼惺忪了才跑到草祭水又中心，原是她要去拿店老闆幫她拿去俵的《親愛日記》海報，（亂插話，大姊頭把之前小婦科送我們的《四百擊》海報拿去俵，俵完之後果然看起來身價萬千，想想我那一堆如山的各式電影海報捲起來多著像垃圾，其中珍品可多著哪！）順便讓我去看一下這家店。真是了不起，一見到門口的木店招，進門的小花園、水池，把小巷弄內舊式台南常見的獨棟雙層樓花園洋房拿來做二手書店，光看這個仗陣就嚇死人了，進去之後，整個店鋪陳的品味鬆緊得宜，不像很多舊書店像是倉庫一般，品質聽起來不賴的擴音器放的音樂是音量是充足的，不只是當作襯底用，聽不懂，不過是一首首男中音唱德文藝術歌曲，這也是我逛過的二手書店僅見的，整個空間感由燈光、書架、音樂詮釋得相當好。

中間我進了一次廁所，竟然是有香味的，香味來自擺設的植物。開始逛書時，竟然發現我到處百尋不著的時報「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的《資本論》連同導讀，找到這套書，簡直就是奇蹟，但找到一套書已經夠高興了，竟然還讓我找到我也找了很久的傑克‧倫敦《馬丁‧伊登》，這只能說是天意讓我這般愛上這家店了。

（時報的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一直是我非常欣賞且依賴的書系，前幾日上網去看，竟然出版的四十多本書中，竟然約有三十來本斷版，一個好好的書系被經營成這樣，即使是因為書本身難賣，但這是一創系列時就知道的，怎不好好善用其他大賺其錢的書來補呢？出版不該是這樣做的，更何況是這樣一家大出版公司。）

下次應該找一個午后，或是剛入夜後的時光，到這裡點一杯咖啡，慢慢地翻書揀書，那會是多麼地快樂呀。

看電影的時候，常會在片頭或片尾看到base on a true story或a true story的字樣，標示本片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或者根本就是真實故事。

「真實故事」有這麼重要嗎？我們看的影片或是書，裡面的內容是不是真的發生或有這麼重要嗎？真的發生過的事情便比較容易使人信服嗎？虛構的故事就是荒誕不羈不足為信嗎？

簡單地說，沒有所謂的「真實故事」。我們所有要求的真實是怎麼一回事？得像故事採集者一樣把真實發生過的是見記錄下來，然後再根據記錄寫成順暢的故事。在十九世紀以前，或許人們是相信「寫實」這件事的，但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寫實便不斷被質疑。

愛因斯坦的的相對論發表後，人們開始知道宇宙事物沒有所謂客觀的尺度，所有一切都是以相對的角度做觀察；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更說明，一旦任何尺規介入，受測量的物件便會受到尺規的影響而不再是原來的狀況；尼采認為任何敘述的角度介入之後，便有了敘述者的自我觀點。

也因此，任何的觀察、測量、敘述在在影響被觀測物，因此真實並不存在；一切只要被述說，就至少已經經過「觀察、測量、敘述」三種影響或扭曲，所謂的真實故事並不存在。既然沒有真實，我們有的就可能只剩下「（任何角度詮釋下的）改編」和「虛構」。改編的過程，也很大程度涉及虛構，包括任何角色的內心狀態、動機，甚至是哪一個時候穿的什麼樣的衣服，絕對依賴很大的虛構成分。如果拍成電影，那更得謹慎挑選觀眾喜愛的演員，那在外貌上面的虛構就更大了。

一本文學小說創作，在現今的出版市場中，如果不是媒體極力曝光，要被讀者發現實在是極度困難的。如我輩者般被友人稱做收集狂的愛買書者（是，只是愛買，疑為書籍血拼強迫症），面對像《帕洛瑪》這樣一本小說，恐怕也很難令人自百花齊放的新書平台上發現它的蹤影。

甚至把書拿起來翻看，覺得這是一本值得買回去的書，最後掏出錢包買回去。翻開《帕洛瑪》，一開始是廖炳惠和李奭學兩位對我而言很有吸引力的學者的序文，但對一般讀者（就只是想看小說的讀者）來說，這兩位的推薦序文，帶進了很多只有對小說主體性、小說敘事脈絡等等議題有興趣的讀者會關心的討論，恐怕是徒增非「文藝青年」式讀者決定買不買書的障礙。

然而，這麼一放下書，儘管讀者還有其他各式各樣、更有趣、更動人、更高深、更緊湊的小說作品可以選擇，可讀者們就此失去了觀察一位有自覺的青年小說創作者彎身躍進小說創作競技之河的跳水姿勢，殊為可惜。

在現今的台灣，願意給初入門者機會的讀者恐怕不多，每個人都不認為自己應該具有這種使命，這些使命不應該都是學者、官員來做的嗎？一如讀者身份轉換為觀眾、聽眾面對台灣的電影、音樂狀況時同樣的麻木，反正我們似乎也不必在乎，反正都會有好萊塢的電影、歐美日的流行音樂、以及大量湧進的各種翻譯書籍。身為花錢選擇文化商品的台灣讀者是幸福的，因為可以選擇的項目多到無法一一顧及，只要他不在意創作品是不是由自身土地上生活的人們所產出。不單面對《帕洛瑪》會有這樣的感嘆，在面對眾多本土創作與讀者間的落差時，也會有如此的感嘆，而《帕洛瑪》存在的本身，偏偏正是這種感嘆的一種諧擬（parody）式存在。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是一個「可怕」的預謀，看她寫的瓊斯和伊格伯兩家三代，甚至隨作者敘述再加長延伸出來的前幾代，這混雜英國白人、牙買加人、孟加拉人（千萬不可以誤認為是印度人）的家族日常經歷，沒有一個讀者不會笑出來。

笑的當時實在是因為作者把這些人的嘴臉和心態描述得太過栩栩如生，透過字紙都可以想見得到他們的腔調、表情漢莫名的堅持。但在下一刻，你卻又開始警覺到，這是作者的陷阱，讓我們笑出來的可能是某些我們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觀念，或是對於在低下階層打混人們的鄙視，雖然你我都是屬於這些階層，但我們還是笑出來的。

笑出來才發現，原來我們身在低下階層，卻在看書的時候以為自己比書中人物地位更高，但第三個轉折讓我們想到，其實我們也不過就如同書中的人物一樣，每天說著愚蠢的話，堅持的不關痛癢的堅持，看到外勞或外籍新娘就遠遠地閃開。我們笑的其實是自己。莎娣‧史密斯身為英籍牙買加後裔，自小大到受到的竟應該是如同書中角色的待遇。因為她的膚色顯示出她是牙買加裔的黑人，所以念劍橋大學便顯得很不尋常；因為她的膚色，所以在出版《白牙》一舉成名後，她就得接受所有的媒體詢問她任何與種族相關的問題，似乎她的血統和膚色，重要性遠遠高於其他。

由這種外在的自我／異端（the other）差異開始著墨，到小說中山曼德對於自身孟加拉文化的想像與堅持，在被其他人排擠之下，彷彿懷想遙遠祖國文化的美好變成了一道心理防線機制，變成了一塊無法被其他白種人摧毀的聖土。

開始關注汐止吳銘漢命案，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蘇建和案」或「蘇案」，應該是在民國85年夏天左右，我自報紙上看到一些作家為被告請命的文章，才開始注意這案件。蘇建和案自民國80年到現在，14年了，經過一審、二審、更一審、更二審、更三審、再審，再審無罪判定當庭釋放，但是最高法院駁回高院無罪判定發回一審，所以目前還在審。

與真相違背的審判與報導
但在這期間，不斷見到有這件案子的進展和各種救援活動，但看到的都是請求平反蘇建和三人方面的說法，比如作家們的請命書、蔡崇隆的《島國殺人紀事》紀錄片、濟南教會的繞行等等。我幾乎沒看到過受害家屬、甚至檢察官的發言，頂多只有在再審時電視新聞記者跑到受害者吳家做所謂的「平衡報導」而已，而這種所謂看似份量上的齊頭平等，正是張娟芬在本書後記中所批判的。現在新聞報導並不看證據多寡，只求不得罪任何一方，最好能不被任何人指為偏頗報導，因此發展出來的安全模式就是採取各方的說詞一一鋪陳。

但是一樁審判案件，關心的更應該是證據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及依此可以推斷得到的證據，而非被告、被害兩邊各抓幾個人來訪問，表象地顯示媒體無偏見，不偏袒任何一方。但這是偏離真相的作法，缺乏證據追索而相互控訴的報導，也只是誤導一般不常接觸法律的民眾更偏離追求真相，漫天蓋地地以「羅生門」來結束報導，那這樣的「新聞」到底有什麼價值？背對真相追求的報導對社會的殺傷力是無可比擬的。基於追求證據所顯示的真相的理由，張娟芬根據她的訪問和實際閱讀卷證寫成這本書，但是要說這本書並不是一般認為的「公正」的報導。在一開始，張娟芬的立場便是很確定的，她相信依目前的證據來看，蘇建和三人罪不該定。先有了這個判斷，她才開始加入關注蘇案的行列，進而書寫。

那這樣就應該說她的立場偏頗嗎？倒也不是如此。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角力，像是觀賞兩個與我們不相關的球隊進行比賽一樣保持中立，這個案件的攻防雙方可以說是在不同的競技場域中對陣。檢察官（以及後來的和被害家屬代理人）所要求的是將這三個有犯罪自白的被告定罪，而被告及律師則是想要證明三個被告的無辜，包括刑求的自白和與三人無涉的證據。關鍵在於，當初蘇建和三人被刑求後不斷被誘導而慢慢組成的犯罪自白，檢察官和法官不在意自白的可信度，一開始便受到污染的證據是沒有舉證能力的，但這個關鍵卻在各級審判中一直被忽視。

在我看來，《超級大國民》是萬仁迄今執行度最高的影片，「超級三部曲」裡後出的《超級公民》（2000）也沒有本片來得清晰有力，為公視拍的《風中緋櫻》在各方面都飽受批評。萬仁作品中我沒看過《惜別海岸》和《胭脂》，而〈蘋果的滋味〉和《油麻菜籽》是我鍾愛的作品，前兩者所得的一般評價並不是很高，後兩者是可以看到一些未成熟的電影語彙，即使電影本身很不錯。

當初侯孝賢想拍朱天心的〈從前有個蒲島太郎〉，當作「悲情城市三部曲」的尾聲，結果拍著拍著變成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也就是後來的《好男好女》。侯孝賢做了個好的決定，而且有個好編劇朱天文幫他寫出了個層層疊疊相互呼應的劇本，比〈從前有個蒲島太郎〉豐厚許多許多。

結果後來〈從前有個蒲島太郎〉變成《超級大國民》的原型，不過因為朱天心的小說若改成電影未免單薄，萬仁便將其擴展成兩代對應的故事，也將小說近乎黑色喜劇的基調改成懺悔錄一般，可以說除了政治犯出獄後恍如隔世的蒲島太郎式處境之外，和朱天心已無瓜葛。
（或者我搬出朱天心來附會是錯誤判斷，兩者的相似可能只是巧合？）《超級大國民》這部片有許多值得切入的地方：


當作療傷影片的《超級大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