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讀舒適

晚上我再度看一次《接觸未來》（Contact），每次打開電視看到播放這部片，總是忍不住把它看完。

勞勃辛密克斯在我印象中一直是執行力很高的導演，從我小學看的《回到未來》，一直到不知為花了了一億五千萬美金的What Lies Beneath（忘了中文片名），近作是我無法為其定位的Cast Away（《浩劫餘生》？），以及舉世大賣我卻很討厭的《阿甘正傳》。我以為《阿甘正傳》是辛密克斯最墮落的作品，他浪費了一個好題材以及不受約束的視野，造就了一個極度右派保守的影片。唯一讓我覺得辛密克斯最接近電影作者的，就是《接觸未來》。

以辛密克斯拍科幻片和處理先進影像技術的功力，此種貼近導演自身的題材，讓我覺得拍《接觸未來》時是他最能講出一些東西的時刻。當然，其實最大的功臣應該是原作者卡爾‧沙根（Carl Sagan），看這部片再度提醒我該去買沙根的《億萬又億萬》，以及這部片的原著小說來看。

沙根可謂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雖然他做的是科學研究，但他所探觸到的論題卻是這樣深入且具哲思，在一部小說內含納這麼多爭論的議題：演化論與創造論、宗教與科學（或說人文與科學）、政治與科學、性別政治等等。很有意思的是把主角科學家設定為女性，主角的神學家設定為男性，顛覆以往男性—理性，女性—感性的認知。在進行宇宙旅行前，接觸外星人的行動一直受到宗教界質疑（當然因為背景在美國，所以宗教力量龐大，畢竟美國是個宗教立國的國家。），認為她否認了上帝，傷了世界大部分人的心，所以不能代表人類與外星人接觸。她認為身為科學家，無法相信未被證實的事，因為如果是上帝創造人，那為何又不讓人去證實其存在？面對這個問題，神學家男主角則問她是否愛她早逝的父親？當她回答「當然愛」時，男主角則要她證明她對他父親的愛，女主角無語。

在女主角艾麗的宇宙旅程中途，她看到美麗的星象，忍不住說：「我無法形容的美，應該派一個詩人來的。」詩人被賦予的是這麼大的權力，負責以語言表達美麗境界，很有意思的是這句話出自於一切講實證的艾麗口中，她等於承認科學讓她看見美麗卻無法表達，表達有賴詩人。而詩人總像是神秘教派的信徒，她/他們切斷事物與語言的正常關連，讓錯接與突兀產生新鮮的美感，這些都是極不科學的，但艾麗卻承認它了。

忘了是何時知道梵谷這個人的，他的畫太有名，隔一陣子便可以在報端上看到外國某某拍賣會上，梵谷的哪一幅畫又賣出了歷史的新記錄的高價，所以要確定何時第一次接觸到他倒也甚難確定。倒也忘了到底是〈向日葵〉還是〈鳶尾花〉現在拔得最高價的頭籌，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在人類的歷史上，文生梵谷是一個絕對不會再被遺忘的名字，但絕對不是以金錢可以衡量的價值。

我們常戲謔說，一個創作者要出名，作品要有人賞識，唯有等到死去之後。這樣一個殘忍的玩笑，有一大部份是因為梵谷而來的，文生便是一個最為明顯的生前不得志，死後顯名威的例子。

文生在生前僅賣出一幅畫，即使今日我們看來是顛峰之作的〈鳶尾花〉和〈星夜〉於1889年年底的獨立沙龍展出，隔年也有對他的作品相當好的評價刊在《法蘭西藝聞》上，但是世上的人們眼光是追隨時尚，而不是追隨藝術的。第一次接觸到描寫梵谷的是美國民歌手唐麥克林（Don McLean）的歌曲“Vincent”，這是一首比我大少十多歲的專輯唱片中的歌曲，我在大一時受同學的推薦而聽，進而發現它的動人：Vincent
by Don Mclean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小時候家裡有一副圍棋，木板棋盤一面是象棋，翻過來另一面就是圍棋。那時候兩盒圍棋棋子都是塑膠做的，圓潤可愛，我總是拿來當玩具，或是拿來當模仿武俠片遊戲時的暗器。很小的時候老爸便教過我和弟弟怎麼下象棋，我們很早便能和爺爺、爸爸、叔叔下暗棋，後來是整盤楚河漢界的象棋。

我不久就沒什麼興趣了，也沒怎樣仔細去思考下棋，倒是印象中弟弟後來便有跟老爸一樣棋力（雖然老爸大概也是一般棋力而已），或是有過之，不過後來兄弟倆都沒下了。自始至終，圍棋總是沒下過，雖然曾經裝模作樣排過棋子，但那只是裝裝樣子，什麼規則也不曉得，而且我也沒料到後來我會開始注意圍棋。

注意圍棋？只是說著好聽的，我連懂都不懂，但卻因為漫畫《棋靈王》而覺得有一點意思。不過到目前，因為看了漫畫之後而去借來的圍棋遊戲軟體一直都沒開始玩過，看漫畫是一回事，自己下棋卻也是另一回事。

《棋靈王》是一部很厲害的漫畫，他能讓許多不懂圍棋的人看得津津有味（當然因此誤導也說不定），聽說在日本更激起了年輕一輩學棋的風氣，使得近年來被中韓趕過的日本棋界似乎重然一點希望。

這樣子的成果，想必令日本棋院、關西棋院大感意外，一部漫畫的威力竟然至斯。如果有一天，剛登上本因坊，或是王座、名人、十段、天元賽等等的冠軍名人，發表感言時說了：「這要感謝我幼時看了《棋靈王》」，人們應該一點也不至於感到訝異吧。《棋靈王》的精彩之處，不在於圍棋，而在於與圍棋競技相關的人物關係上。漫畫裡有不少圍棋術語，雖然有時候會講解，但一般讀者是搞不懂的，這和我們看安達聰的棒球漫畫或井上雄彥的《灌籃高手》是完全不同的心境。

和你通完電話之後，我便放上巴哈的《郭德堡變奏曲》來聽。我一直都很喜歡這首曲子，有不錯的演奏版本我就會去找來聽，到現在手上已有七個不同版本。這是一首很奇妙的曲子，是當初巴哈寫給他的學生郭德堡的，因為郭德堡受命每天到凱薩林伯爵處彈琴，以幫助有難眠之苦的伯爵入睡。伯爵對於巴哈有提攜之德，因此巴哈便寫了這首曲子給郭德堡到宮廷演奏，聽說效果不錯。

也許是因為當初巴哈創作時的意圖，雖然現代改以鋼琴演奏後，內涵變得極為豐富，但這首曲子仍有一些安定精神的效果，我便喜歡在精神、情緒並不是很順暢的時候聆聽，心情就會像被熨斗撫順過一般，慢慢平復下來。

但有時也不是那麼地有用，像現在的心情，我也不知道該怎樣形容。也許是為著那一點點的希望，我推掉了所有的約會，包括大學同學要從彰化來看我，學長找我去吃飯，我都推到下個禮拜，只是因為那一點點的希望。

只是因為你大概會有空，大概我們可以見個面，或許可以有進一步的瞭解，我便因著這一小點希望之火，照亮了我幾夜的心情，而終於這根火柴也熄滅了。我想是我反應過度，我才會有這樣的情緒，我不是早已告訴自己，別再輕易地付出情感，讓自己不好受，也多增添別人的煩惱。只是情緒的事，不是這麼容易便可以打發的，不然自古以來也不會有那麼多感懷的名句了。

1992年我剛上大學，可以有較多時間接觸自己喜愛的文學作品，一般對文學有興趣的同輩，早在中學時期便展開大量的閱讀。而中學的我卻因為種種的因素，自己的閱讀範圍一直侷限在通俗小說上，此時我便決意要多看看不一樣的作品。那一年冬天，《聯合文學》上刊了日本小說家伊集院靜的兩篇短篇小說作品：〈上弦月〉和〈好一記妙接〉。當時的我一點也不認識這個作家，也不知道他有什麼樣的背景，就是循著編輯說明一直讀下去，讀完之後，久久不能自已。

這是兩部都以棒球為題材的短篇小說：〈上弦月〉寫的是一位業餘棒球隊的教練退休前的最後一役，利用這最後一役的背景，小說家鋪陳了這位嚴厲教練的心態和其周遭隱隱糾葛的人際關係。雖然是以棒球運動為題材，但比賽總不是伊集院靜的焦點，而是放在這些人物對棒球的情感和信念，讓人覺得棒球變成一種信仰，棒球也貫穿了他們的人生。〈好一記妙接〉的主角是一個已故棒球選手的妻子和其幼兒，小兒子才上國小，但也開始參加棒球隊，但擔心的媽媽去偷看兒子練棒球，卻發現兒子老是在做一些雜役，以為教練對自己的小孩大小眼。

這兩篇作品的結局都大大地扭轉原先讓讀者以為的樣貌，本來人物之間一直處於猜測的情況，在經過瞭解或是相互退讓之後，結局卻是格外地溫馨動人。像是〈上弦月〉的老教練，為了自己孫女的幸福，一反自己的原則而去拜託別人，發現原先以為孫女和自己的老婆出門去遊玩，原來是為了為丈夫祈福，發現自己的隊員原來是這麼地看自己的…。整篇故事就是一段人生不斷發現的縮影，作者將種種發現凝聚在極短的時間內爆發出來，便有了驚人的力道和感人肺腑的功力。這樣的作品，讓當年的我神往之至，百般尋找之下卻無法在國內找到這位作者的作品，似乎這兩篇便是他在台灣的初次登場。雖然只是兩篇短短的小說，卻一直影響著我，讓我老想寫出具有同樣力道，同時也具有同樣人生況味與深度的作品。結果這種想法變成了一道魔咒，緊緊地束縛著我的手與筆，總是令我在腹稿其間便將自己剛萌生的創作念頭扼殺掉。

1997年，我終於在書店看到伊集院靜的小說集，書名便是《上弦月》，我差點在靜謐的書店裡大叫出來。將書買回家之後，我迫不及待地一一閱讀，其他的短篇小說同樣也是以棒球為題材，但勾勒出來的人生卻不像前兩篇那樣美好，各式各樣的人生都有。但不管是黑暗的或是頹喪的，都與棒球有關，而且棒球似乎都是這些人物們的生活和信仰，在球場上不斷地追尋失落的人生期盼。

比較有意思的是，這本以追尋失落的人生（但不一定追尋得到）為方向的小說，卻也讓我追尋了好多年，後來書總算追到了，但是對於小說的信心卻一直還被其魔咒所縛，至今還難以掙脫。一本書對於人的影響，這也算是深遠但悲慘的一種吧，在書中領略的作者動人的功力，卻回頭發現自己的殘缺，而被逼著不斷地追尋，像是一場終不了局而無限延長的棒球比賽呀。

直到前往蘭嶼的前一晚，我都還是舉棋不定，到底要不要把CD帶去給建年簽名？雖然我不算是電視上常看到的那些做出在機場迎接、守候，在高速公路上飛車追趕、攔截，在飯店門口徘徊、守候，提前兩星期到演唱會場排隊、守夜的可怕歌迷，但是我仍有小小的迷哥迷姐情懷（所以我年紀還不算大），也有一點小小的虛榮心。

因此在適當的情況之下，有機會我還是會找喜歡的歌手、作家、藝術家簽名，雖然簽過名的書或唱片並不能就此有如被加持過後增加某些神力，也不會因為得到簽名便會更加喜愛此歌手或作家（本來就是喜歡為因簽名是果的），但總感覺簽名好比是得到對方親自授權的感覺，也讓對方知道自己是多麼喜歡他/她的作品（所以必須是非常喜歡的創作者我才考量去索取簽名），這也是代表做為一個欣賞者對於創作者肯定。

即使是這樣千思百慮，終究我還是決定不帶唱片到蘭嶼去。這並不是表示我不欣賞建年（有可能嗎？不欣賞他，那可欣賞的幾希矣），也不是因為唱片包裝太大不易攜帶（是的，角頭音樂唱片我一定都是挑大封面的版本購買），至少我還可以只帶CD片去讓建年簽名。

而是我想到建年都已經避媒體躲歌迷「逃」到蘭嶼去了，總不好再去當個騷擾的歌迷；而且我這次是去幫忙做研究報導的，至少應該保持一點點學術上的客觀距離（一講到學術，我就得假正經一下囉），應該要有一個研究者的客觀態度。因此我便割捨掉千百個建年「授權」給我這個聽者的盼望，也放棄了表達我對建年「肯定」的機會。坐上很難訂得到位置的小飛機（就不要問我為什麼很難訂得到位置了，大家去試看看就知道），一顆心捧上捧下地終於安然降落蘭嶼，建年介紹的民宿老闆胡先生已經在機場等候我們了。此次我們一行共三人，我、雷克斯、以及來做關曉榮紀實攝影田野調查的安娜琦琦大姊頭。

出了機場坐上接我們的車時我就開始為自己的偷懶感到懊惱，頓時驚覺我怎麼可以一點都沒準備便來到這裡，一路上聽大姊頭問來載我們的先生當地情況，我對其中所提到的「紅頭」、「東清」等地名完全陌生，當時僅能聽出讀音，連要怎麼寫都不知道。結果這種完全不瞭解當地的觀光客情緒，甚至是漢族對達悟族的殖民愧疚，就這一直盤旋在往後幾天的情緒中。

每隔一陣子，我就會遇到一部無法以我所受的訓練來拆解的電影。這些電影不是不好，相反地，而是直接繞過你的理性層面，訴諸你的感情和記憶，讓你的各種主義充斥的圖書館停擺，卻使你收藏塵封記憶的地窖汨汨地湧出甘泉來。這樣的電影，對我而言，上一部是《中央車站》，今天我又遇到了一部：《藍色大門》。

老實說，很常遇到想寫卻寫不出來的電影。比如我很想連貫地寫五部David Fincher的電影，我也很想寫《舞動人生》（Billy Elliot），但不是太過龐大、處理的細節太過複雜，使我力有未逮之感，不然就是架構得太精妙，使我不忍去拆解它們。這樣子拿以下手解構的電影佔大多數，它們不是繞過我的理性，而是直接壓倒我的理性，我還沒想出好辦法來「整治」它們。但是那些繞過我的理性，讓我的理性難以捉摸，卻直接和我的感性結成好友的電影，卻讓我又愛又怕。一旦面對這些電影，我實在有有話說不出的躁鬱，想要跟朋友分享，卻反覆地只能說那種我向來最討厭的推薦詞：「很好看，快去看！」到底一部電影好看在哪裡，這種只會說「很好看，快去看！」的人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完全訴諸個人情感及經驗似的直覺式感想，換了一個生活背景不相干的人便可能將這部點影評的一無是處。對於這種觀後感，我向來是多加鄙夷的，即使藝術品有著其不可說的一面，可是在面對溝通與論證時，還是必須要盡量將其可說的部分耙梳出來，並不是每件藝術品處處都充滿不可說的靈光（aura），而且越是充滿這種靈光的藝術品，越容易出現正反不同的評價。

依循這樣的理絡，將易智言的《藍色大門》劃入這種充滿靈光的與投射個人經驗的領域，似乎是著險棋。但是我實在不想去切剖它，也時在沒辦法以我的理性去捕捉他，只能以全然的情感去貼近，試圖去捕捉，將其當作自己年少歲月的補充劑，替自己留一扇藍色大門。

上大學後，我們都很瘋狂地利用每一分課餘時間玩耍，同學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們現在正在彌補我們的童年。」是呀，我們的童年及青少年都在課業及補習間耗去，我們只好利用青年期和前中年期來彌補。我的青澀歲月也同樣在日復一日的學業間耗去，所以只好利用閱讀和電影來修補，看別人書寫的經驗來補充怯懦的我當年未曾嘗試的生活，利用電影來修補青春期未曾綻開的愛情花朵。

不想細講電影中的劇情，似乎一講出來那個只屬於十七歲生活該有的愛情態度和對白，放到超齡的人際間便顯得脆弱了，一如劇中女主角孟克柔說的：「如果你只擔心比賽得不得名，考不考得上大學，小便能不能一直線，像你這樣的男孩子是幸福的！」幸福似乎就是那麼簡單地在民生東路騎單車，幸福似乎就是那麼簡單地在情人家吃十五顆水餃，幸福似乎就是在海邊聽1976，幸福似乎就是在風中翻飛的花襯衫，幸福似乎就是等待未來的一扇藍色大門。

似乎整部《美麗時光》的鋪陳，就是為了等待最後那一場海底戲。當然不是這樣的，但是在所有的宣傳上都去強調那一場戲的困難度，使得這個結尾戲該有的力道被分散掉，無法凝聚，即使篇幅比《黑暗之光》的結尾更加成熟、更加飽滿，但較之《黑暗之光》那影評人聞天祥所說的，如色彩斑斕的豹尾，進而活化整部電影力量，《美麗時光》的這部分卻會因為故技重施而顯得驚喜不再。

但即使驚喜不再，導演張作驥卻在這部片裡面更完整地探索了這個技巧的可能性。這種看似魔幻寫實的技巧，使得電影前面一大半的寫實主義式敘事鋪陳，由平板被扭轉、被重塑、被解構，進而產生一種如詩般的魅力。

電影的情節繞著小偉與阿傑這對表兄弟轉。小偉沈穩，有一個早他十分鐘出生的雙生姊姊，成長在一個客家家庭；阿偉的父親是一個外省籍的老兵，嗜好是每天去賭個小博，父子倆跟阿傑的阿姨姨丈一起住，阿傑還有一個弱智的哥哥阿基（這是張作驥每一部電影的固定可愛班底），阿傑與小偉兩家住很近，飯都是一起吃的。電影就從兩家端午節包粽子開始，吃飯、閒聊等種種日常生活都入鏡，吃飯鏡頭不像某些導演具有隱喻，如《悲情城市》裡隱喻一家子興衰的用餐人數與鏡位安排，張作驥善於利用類似紀錄片的方式來堆積線索。小偉一開始在一家酒店當泊弟，阿傑無所事事，每天載父親出門，或者是跟白天不必上班的小偉打屁瞎混。阿傑喜歡變魔術，常變魔術給小偉罹患癌症末期的姊姊開心，他相信自己可以成為一個魔術師。小偉的媽媽罹患癌症過世，姊姊也同樣得癌症，小偉和姊姊之兼有著奇特的感應，只要姊姊不舒服，小偉也會開始嘔吐不止。後來小偉因工作認真被老闆賞識調到業務部，順帶帶著阿傑去上班。所謂的業務部，其實就是討債公司。兩人第一次成功地討完債後，客戶很滿意，送給他們一支手鎗，公司同事則送了他們一顆子彈防身。有了槍之後，阿傑整個人變得囂張起來，屢屢取槍出來示威，沈穩的小偉力勸其不可，但阿傑都當作耳邊風，直到有一天在討債時因爭執而開槍斃了對方的人。小偉的公司開始翻臉不認人，小偉和阿傑躲到宜蘭找小偉姊姊前男友避風頭，後因小偉姊姊病逝而返家，返家時在家門的巷口遇到仇家，阿傑在小偉眼前被殺成重傷，不久傷重不治。小偉知道噩耗後，獨自去找對方尋仇，等他又逃到家門前的巷口時，突然看到阿傑衝出來，彷彿是當時他被砍殺前的場面，小偉不再遲疑，一把拉了阿傑趕快跑。結果兩人被追殺到橋上，橋的兩邊被堵住，兩人無路可退，相互使了眼色便往大水溝裡跳。跳的時候仇家掏出槍來，畫面一暗，兩聲槍響。接著是兩個人掉入澈藍的水裡，美麗的魚兒在身邊游過，阿傑輕鬆地拔掉戳在背上的匕首，和小偉一起遨遊大海。不是很複雜的故事，穿插不少的細節來鋪陳生活的質感和人物的面貌，一段一段一再一再堆疊出細膩的生活感受。如果不多加細究名詞的話，這就是一般所謂的寫實敘事，像是把生活的真實面貌揭露出來給觀眾看，同時關注角色的心裡活動推演。張作驥的第一部電影《忠仔》便完全是這類寫實性的作品，仔細地呈現一個以八家將為業，母親為歌舞團演出者的年輕人故事。但是這樣的題材和作法，如果沒有特出的故事和企圖，不易被閱讀出新意，很快便會被成千上萬的寫實影片吸納而消失。所以我一直認為《黑暗之光》是張作驥體驗到這種寫實的危機，所以他才在片尾來上這麼個神來之筆，靈光乍現，神采迅速自尾端回灌到頭，整部片變得神采奕奕，動人萬分，驚喜、感動得不知如何言語。這個成功應該也提供張作驥繼續探索這個技法的動力，讓《美麗時光》的這個豹尾加長又加亮麗，把更多的東西擺進去繼續實驗。

老實說，張作驥的這個手法也不頂新鮮，小說界引領風騷一時的魔幻寫實便是其來由，但是魔幻寫實要嘛就通篇魔幻，但張作驥卻將其侷限在故事的尾端。於是這個魔幻的片段開始挑戰前面十分之九的篇幅所建構出來的寫實基礎，所有寫實敘事裡的視覺、語言符號，其承載的訊息，本來都是穩固不變的，因為寫實的模式便是如此。可是一旦加入魔幻寫實的結尾，觀眾也接受了這個結尾時，前面所有的寫實共信基礎便被打散，因為一旦你相信後面死人可以復生，那前面的生死關頭便不是那麼重要；但假若你相信前面的寫實，那後面的虛幻又算什麼？如果觀眾把結尾當作是小偉的想像，那我們怎麼知道前面哪些片段不是他的想像？所以，一旦讓魔幻介入寫實，整部片就被翻整、重塑，一條燦爛的尾巴扭轉了整個看似無奇的軀體。

除此之外，張作驥還對齊士勞斯基致敬，把《機遇之歌》（盲打誤撞，Blind Chance）的精神放到這個豹尾裡面去，讓小偉重新有機會面對阿傑被擊殺時的選擇，讓他不再愧疚當時沒有及時救他一把。也因為這樣的人生抉擇點重現，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可以再重新選擇一次，畢竟《機遇之歌》或《蘿拉快跑》也都有三種選擇，而第三種選擇是留給觀眾的。

山姆曼德斯（Sam Mandes）的第二部電影作品竟然是湯姆漢克主演的《非法正義》（The Road to Perdition）！

雖然知道有這部片，但卻一直沒去仔細注意導演是誰，湯姆漢克除了和史匹柏或朗霍華相連結之外，至少就我來說，我幾乎是不會去考慮倒塌所主演的片子是誰的，是以在看到海報的當時，不免感到愕然。那個在《美國心玫瑰情》（American Beauty）裡才華洋溢的，處處流露其一針見血的觀察與褒貶的天才導演，就要步上大部分被好萊塢吸收的優秀導演後塵了嗎？難道他沒看到那一堆被好萊塢折損掉創意的導演，文溫德斯、丹尼鮑爾、托納托里（Giuseppe Tornatore ，《新天堂樂園》）的可怕下場嗎？在好萊塢大片場拍戲，和自己可以任意發揮的獨立創作是大不相同的，要對付製片和片商便足以耗掉所有的才氣，還得應付各式各樣想盡辦法要讓自己美美的好萊塢大明星（沒人比湯姆克魯斯更甚了），那剩下什麼讓導演發揮？

不過話說回來，山姆曼德斯的《美國心玫瑰情》當初也是史匹柏的「夢工廠」所支持才拍得出來，雖然拍了一部很不夢工廠風格的影片；《美國心玫瑰情》的主角也都算是在好萊塢打滾多年的硬角色，不過幸好這些都是硬李子的演員，而不是只想耍帥的或很沙文挑剔的。沒錯，最後一句沙文所指的就是湯姆漢克。近年來他所接演的電影取向，公開場合的發言，和他換帖史匹柏的各式呼應言論，充滿最最美式共和黨訴求的保守價值取向，甚至無法期待他有可能再在角色廣度和深度上的任何探索了。他也是讓我驚訝山姆曼德斯竟然「潦」下去的主因，即使史匹柏可以放任曼德司去搞，一如《美國心玫瑰情》，但身為主角的湯姆漢克屢次發表他選角的標準：好人、有家庭觀念、有正義感之類的，實在不太可能像史匹柏一樣不管曼德斯怎麼搞，縱容他在前一部影片朝笑異性戀價值觀而穩固同性戀的健康生活（雖然也是很樣板）。隨後又在各種影片造勢上聽見湯姆漢克斯的言論，大發子女教育觀，還嚴格限制自己的子女不准來看本片。而最令我感到反胃的是電影的戲院預告，活脫是天倫血淚的肥皂劇，主標是：「每個父親都是兒子心目中的英雄。」害我差點以為是在看迪士尼的電影。抱著看曼德斯如何自毀的哀悼心情進電影院，結果卻是一百八十度大逆轉的讚嘆出來，曼德斯不愧是曼德斯，懂得如何讓做出影片最好的姿態來。

這部片劇情其實很單薄，兒子發現老爸是黑道頂級殺手，黑幫老大想要殺之滅口，逃過一劫的殺手老爸和兒子想辦法復仇，同時躲避追殺。這樣子的單線情節實在不吸引人，即使有三大明星登場支撐，實在也很讓人擔心會像Cast Away一樣看湯姆漢克跟威爾森一人一球耍白痴，更不必說，這部片並沒有Cast Away那樣深入描寫個體內心的動機支持。面對這樣的腳本，山姆曼德斯花了比《美國心玫瑰情》加倍的力道來鋪陳，務必抓住觀眾每一吋神經，讓每一鏡每一場都像是精心設計的絕美典範。

《美國心玫瑰情》有大量大量的人物內在耙梳，每個人的內心轉折由對白、動作、環境相組而成，但是《非法正義》的單線進行與敘事方式完全缺乏這些優點，因此導演便得加倍努力讓片子靈動起來。我甚至會懷疑，是不是曼德斯「故意」挑選這樣一部劇本，用以藉此展現他化腐朽為神奇的功力。所以我們在電影的每一分鐘都可以感受到精心設計的場面調度，饒富興味的運鏡方式，古典婉約同時又銳利驚人的打光，還有絕美的配樂，一度讓我以為《教父》的經典地位就此被瓜分，史科西斯也要謙退三步。

翻開大部分的外語學習書籍，不管是學校的教科書、補習班教材，或是自修用書，幾乎都可以找到一篇冠冕堂皇的前言（或是編序、作者說明、出版理念之類的），說明學習此種外語的重要性或急迫性。當然在台灣，我們所接觸的外語第一個就是英語，甚至是唯一的外語，即使周邊鄰國只有一個二十多年來被我們瞧不起的菲律賓使用英語當作官方語言，但我們還是遙遠地把英語當作「唯一」重要的外語。

在此處當然不是否認英語的重要性，因為英語至少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會員國的語言之一（別忘了中文也是其一）。也因為兩個世紀以來由英國和美國所建立起來的全球英語地位，世界這麼多被殖民的地區（政治或經濟或文化上）都不得不以英語來溝通；因此英語當然是重要的，當我們想和和各殖民地與宗主國溝通時。

不管以往是如何，現在我們必須學習英語的冠冕堂皇理由中，看起來最言之成理、最富使命感的是「與國際接軌」、「涵養國際觀」、「培養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等這幾個令人肅然起敬的理由，似乎學了英語，要涵養這些能力都不是問題了，但事實上，問題可大著呢。首先，語言只是個基本溝通工具。就像汽車一樣，沒有汽車當然很難溝通兩地，但有汽車並不表示就可順暢安然地抵達彼方，會使用對方的語言也並不表示就可以瞭解對方。舉個最明顯的例子來看，同樣是使用中文的海峽兩岸，對岸被我們視作假想敵五十多年，想當然爾更應該奉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規臬，對他們有深刻的瞭解。但實際上，雖然我們擁有溝通無礙的語言，但對於對岸的瞭解可能不比日本或韓國對他們的認識來得多，我們仍然充滿各種偏見、誤解、想望、幻想，還有不切實際的期待，相通的語言仍敵不過各種政治阻隔和意識型態。所以期待相通的語言可以讓我們和別人接軌，可能還需要更多更多更多語言之外的學習和修養。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涵養國際觀」的這個理由了。國家領導階級不斷操弄島內的政治意識型態，不斷地玩弄各種語言遊戲，我們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何謂穩定的穩定的政治立場和基本的國格，自己的腳跟都站不穩了，怎麼去跟別人在國際間飛躍呢？況且我們的政府只會不斷扭曲任何國際資訊，比如任何看壞我們經濟成長的學術報告都會被扭曲貶抑，任何只要提到我們經濟面有看好空間的報告便會被不斷提起。這種不顧國際評價，僅以己身在國內的政治利益，罔顧任何警訊而矇騙人民的作法，還能期待學生學個英語便能涵養國際觀？那我強烈建議府院當局每個人都重新去學好英語，這樣也才能知道「一邊一國」是不是該譯成One country, each side。（舉個例子來說，「一人一個（蘋果）」，若譯成one apple, each one，到底是幾個人幾個蘋果？有兩人就有兩個，三人就有三個囉。）

最悲慘的是，英語在國內是唯一被看得上眼的外語，即使曾經在島內因政治勢力入侵而遍及的日語到目前也僅剩丁點勢力。不過話說回來，目前學習日語的大宗是為跟隨哈日風而看節目、雜誌學習的年輕人，這些人看似學習破碎零散，但在與對方文化接軌上卻學得有模有樣，至少在流行文化方面。在歐美普遍被學習的法語、德語、義大利語在台灣的高等教育上，全部的法語系（組）、德語系（組）、義語系（組）、西語系（組），只要扳手指頭便數得完，根本比不上幾乎各所大學皆開設的英語系、外文系（台灣的外文系其實都是英語系），而且完全不會因為它們的稀有而身價高。也因此我們學習各種外國事物都必須透過英語的翻譯，看羅蘭巴特和傅柯，透過英文譯本；看海德格和葛拉軾，透過英語譯本；欣賞艾可和卡爾維諾，也是透過英語譯本；我們的馬奎斯、塞拉、薩拉馬戈、辛波斯卡、卡山札基、波赫士、依莎克丹尼蓀等，都是穿著英語的外袍，連中文版本都是經過英語轉介的二手版本。我們的眼睛都得透過英語這個眼鏡才能看得到別人，經此語言濾鏡篩過、詮釋過各種事物，我們所以為的國際觀到底是怎樣的國際觀呢？